(東西問)朱力宇：“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為何在中國成為社會共識？

　　中新社北京4月1日電 題：“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為何在中國成為社會共識？

　　作者 朱力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人權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基于尊嚴而應享有的對其生存和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的權利，是世界各國及其人民自由地在國內和國際社會參與、促進和享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環境因進步所獲利益的兩項基本人權，也是關乎每個人生存和發展機會均等和利益共享的權利。“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在中國被普遍認同，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發展權的提出

　　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第1條中提出：“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于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同時，《宣言》第6條還特別指出：“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對實施、增進和保護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應予以同等重視和優先考慮。”為防止對發展權的片面理解，《宣言》第9條又專門強調：“本宣言規定的發展權利的所有各方面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各方面均應從整體上加以解釋。”

　　《宣言》提出的發展權是全面的，但重點是實施、增進和保護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中國當時不僅為推動該決議的通過做出努力，而且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將發展權作為中國人民的首要基本人權加以追求和實現。

　　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并列提出

　　1991年11月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這是中國政府發布的第一部白皮書，也是第一份系統闡述中國人權問題和正式專門提出生存權的官方文件。它闡述了中國關于人權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政策，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權狀況發生的根本變化，既說明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與進步，也有助于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人權狀況。

　　白皮書的第一部分“生存權是中國人民長期爭取的首要人權”指出：“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世界人權宣言》確認，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舊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人民的生命毫無保障，因戰亂饑寒而死者不計其數。爭取生存權利歷史地成為中國人民必須首先要解決的人權問題。”

　　白皮書對于生存權的提出和說明，不僅突出了中國的人權觀，也契合《發展權利宣言》關于發展權的表述。此后，中國政府關于中國人權事業的白皮書，都是將生存權和發展權并列提出。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從歷史和國情出發，根據長期實踐經驗，對人權問題形成的重要觀點、立場和表述。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始終將社會的進步穩定、經濟的發展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實現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根本途徑。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盡管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在人權領域提出生存權和發展權，但是西方國家對此卻并不完全認同。他們將西方的人權觀念、理論、制度、標準、模式作為絕對、惟一的尺度，去衡量、判斷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

　　因此，許多西方學者認為，人權就是政治權、公民權。雖然有時也承認人權包括經濟權、社會文化權，但在實際觀察和論斷某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時，卻并不將之當作天平砝碼。至于生存權、發展權，他們一般都不予承認。而且，西方學者講的人權一般也僅指個人人權，并不包括集體人權。

　　與其相反，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學者認為，經濟、社會、文化權與政治權、公民權，同樣必不可少；且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中國學者還認為不僅要講個人人權，更要講集體人權。

　　承認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性成為國際共識

　　2015年，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A/RES/70/1)。該議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啟動，呼吁各國為今后15年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努力。這17項目標都與人類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例如，解決生存權問題的目標包括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消除饑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可持續農業等；解決發展權問題的目標包括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等。

　　生存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發展則是為了更高水平、更為體面和更具尊嚴的生存。生存權和發展權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無法割裂。在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基本解決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問題，那么民主、自由等其他人權也無法很好實現。這種觀點在國際社會已成為占主流地位的共識。

　　中國不僅為推動該議程決議做出貢獻，而且以實際行動提前完成多個發展目標，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例如，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體現出對生命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等等。中國不斷向前推進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其他各項基本權利保障，增強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實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這是“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在中國被普遍認同的內因。

　　堅持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為指導

　　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發展進步的同時，中國的人權理論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即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并且用以指導中國的人權建設事業。

　　該人權觀強調，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一部生產方式的更替史，受生產方式制約的人權是一個歷史范疇。不進行生產，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人類社會就不能生存和發展。所以必須將生存權和發展權置于人權建設事業的首位。在中國，必須從實際出發，根據歷史和國情來提高人民生存權、發展權的保障水平，走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人權包含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兩種形式，個人人權的主體是個人，集體人權的主體是社會群體、階級、民族和國家等。在中國，既強調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的統一，且更關注后者，即廣大人民群眾的集體人權。這有利于讓“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在中國成為高度一致的社會共識。

　　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習近平總書記今年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權的基礎，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人們相信，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會繼續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工作，推動人權事業取得新成就。(完)

　　作者簡介：

　　朱力宇，教育部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咨詢專家，中國人權研究會顧問，《人權》雜志(中國人權研究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承辦)常務副總編。近年來與人權問題有關的著述主要有：《人權法》、《<世界人權宣言>是多元文化融通的范本》《重讀<馬克思的幽靈>的一些新思考—寫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國際共識之后》《為人民謀幸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界定》《鄧小平、江澤民關于人權的若干論述與第一部白皮書<中國的人權狀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