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王振耀：中西之善的理念有何差異？

　　中新社北京5月24日電 題：中西之善的理念有何差異？

　　作者 王振耀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

　　西方有機構依據一個時期是否幫助陌生人來評價世界各國慈善先進與否；在中國“百善孝為先”，針對大災大難的捐贈屬世界一流。東西方之間關于善的理念存在截然不同的諸多方面。

　　首先，中西至善觀確實存在不同。中國的至善觀，就是《大學》所載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至善觀強調家國情懷與修身為本，是做君子的倫理；強調公共性，是個體融入天下的使命。

　　而源于古希臘的西方至善理念更強調善的理念性。柏拉圖在《國家篇》中認為善有三類，一是歡樂，二是健康與理智，三是體育鍛煉、醫生與掙錢的技術等。其中，正義屬于最好的善，“就是做自己分內的事和擁有屬于自己的東西”。柏拉圖認為，善是知識和真理的源泉；盡管真理和知識都是美好的，但善的“型”比它們更美好；因為把真理賦予知識對象的這個實在，使認知者擁有認識能力的這個實在，就是善的“型”。對人類個體生活即人欲的充分肯定和高于真理與知識的“型”即實在的追求，是西方至善觀的重要特征。

　　第二，在基本公共倫理尤其是財產觀方面，天下為公是中國的基石性共同價值觀之一，而西方強調私有制神圣與不可侵犯，即天下為私。這兩個根本性的對立，決定了行為方式、政治體制、經濟和文化制度的差異。這是由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決定的。

　　中華文明中與天下為公緊密關聯的財產觀強調，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中國社會形成了“善財”觀，甚至產生了善財童子的神仙形象。這樣的商業倫理與西方相當不同。

　　第三，立足于公共之善，中國社會視公共權力為必要的善，西方則視權力為必要的惡。“大禹治水”反映的就是中華民族對公共權力的基本定位，在大災大難前要求政府首先積極發揮作用。而在西方的典型故事中，遇到大洪水，看不到政府的影子，更多是看人們的信仰如何以及神所賜予的方舟。這一善一惡的對立，左右了中西世界關于公共之善的理念尤其是政府的治理方式。

　　第四，在哲學觀方面，以《周易》為重要經典的華夏文明強調天人合一的太極陰陽觀，認為陰陽互體，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而西方強調正義與邪惡二元對立觀。中國文化強調天道、地道、人道的積極互動，認為“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莫大乎圣人”；而西方文化更強調神與人的互動。

　　第五，在認識論方面，中華文明依據對自然的整體認識，強調要“與天地齊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認為事物發展有循環性、周期性和整體性，通過現象也可認識現象。同時，認為萬物皆有道有名，天地之始為無，萬物之母為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法自然。中國的思維也強調頓悟與憚修，鼓勵善知識，展現人生的活潑。

　　而西方則強調邏輯推理，特別注重“是”，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就建立起龐大的知識體系，奠定了歐洲知識體系的基礎；他將善分為三類即身體的善、靈魂的善、外在的善，并認為每種技藝與研究、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特別強調知識與善的內在聯系。啟蒙運動時期，歐洲接受了進步觀念，實現了知識體系的系統更新并促成科學、技術與商業的結合。

　　第六，中國社會注重以民生為本，西方則更強調以資本為本。《尚書》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古代規定政府職能的文獻提出了農政、荒政的概念，注重政府保障民生的責任。西方的社會理念則更關注資本的利益，不得隨意對擁有資產的人們征稅是非常重要的規則。中國往往通過改朝換代來實施土地再分配，這在西方社會不可思議。

　　第七，鄰里互助、同舟共濟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中國已成為天經地義的傳統，但在西方社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西方主要奉行個人主義，以個人為本位來實施捐贈，財產利益關系相當明確。

　　第八，中國文化講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懷，與西方的種族歧視有著根本區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種與人為善的行為方式，令不同民族與種族能融為一體。這與西方對異教徒和不同種族的不寬容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九，東西之間存在著財產繼承制度差異。中國通行的是兒子之間平等繼承，無分長幼；而西方甚至日本通行長子繼承制。在長子繼承制中，即使同為兄弟，一旦形成不同的財產所有者就變得形同路人，甚至夫妻之間都要將財產關系確定得十分明白。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慈善就只能是救助陌生人。

　　第十，善與愛密不可分，同樣是愛，東西之間有著細微差別。華夏文明更強調無差別即超越等級和種族的兼愛，“義”是中國的倫理基石之一。而西方的博愛在表達愛的方式上有一定的等級與種族差別。

　　同樣，在政治上，東西方之間也存在著賢能民主與選票民主的差異。中國經過幾千年的摸索，產生了多種形式的選賢任能體制與辦法，其核心就是強調賢能，通俗地說就是德才兼備，建立了不分貴賤與貧富的嚴格的官員考試、選拔制度，后來發展到科舉制。孫中山先生甚至認為考試權是中國治權的一大特征，并將考試權與立法、行政、司法和監察權一樣作為其五權理論的構成部分。而從古希臘到羅馬帝國，都更注意金錢與選票的作用。最為著名的案例就是曾被認為“羅馬最富有的人”克拉蘇，拿出財產的十分之一辦慶典并給每個羅馬公民發3個月生活費參加競選而勝出，在公元前70年與龐培、愷撒成為“前三頭”。

　　其實，關于民主制度，柏拉圖早有結論。他目睹古希臘政治的成敗，在《國家篇》第八卷中得出了三個著名結論：一是，“當一個國家推崇財富和有錢人時，美德和善人就不那么受推崇了”；二是，“過度自由的結果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個人和國家兩方面的極端的奴役”；三是，“民主制以輕薄浮躁的態度踐踏所有這些理想，完全不問一個人原來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轉身從政時聲稱自己熱愛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榮耀”。

　　不難看到，中西在善的理念上確實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理論上很難說哪一方是對是錯，但需肯定的是，東方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念，西方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東方的理念。

　　當前，由于全球化的發展，東西之間、南北之間的文化體系正密切互動，善的理念日益相互影響與交融。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異，互相借鑒，以善促善，創建多樣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文明交往的希望所在。(完)

　　作者簡介：

　　　王振耀，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教授。曾在民政部工作22年，致力于推進村民自治與城鄉居民低保制度、國家自然災害四級應急響應體系、國家醫療救助制度、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高齡津貼制度、慈善事業發展體制建設等項工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災工作中受到國家表彰。2010年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組建中國公益研究院，提出善經濟理論，以多種形式促進中外慈善界的廣泛交流對話，參與國家慈善法的起草、評估與修訂工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努力推進慈善事業、兒童福利與保護制度建設和養老服務等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