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1日電 題：杜偉生：古籍在傳承中華文明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作者 陶思遠

　　浩瀚的中國古籍是記錄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是流傳至今的寶貴文化遺產。今天，中國古籍的保護、傳承與發展，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古籍何以連線中華文明？如何讓古籍“活起來”乃至“傳下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欄目專訪，對此做出深度解析。

　　中新社記者：中國是從何時開始重視古籍修復的？今天古籍修復秉持著怎樣的原則理念？哪些技術借鑒了西方？

　　杜偉生：中國對書籍修復的意識起源很早?！妒酚洝た鬃邮兰摇诽岬剑骸白x《易》，韋編三絕”，這應是中國書籍修復意識的萌芽。北魏賈思勰撰《齊民要術》已對書籍修復有了最早記載：“……自非向明舉而看之，略不覺補?！碧拼撩髑?，中央政府皆為藏書修書設有專門機構。

　　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于1950年成立了修復股，此前沒有單獨的修復部門。

　　中國修書自古講究“修舊如舊”，其標準就是賈思勰所提倡的“略不覺補”。近年來，隨著與西方交流漸多，中國也借鑒了一些新理念，比如更注重安全性的“最小干預”。但中國需借鑒的不是技術，而是理論研究及修復史編撰。這些方面缺口巨大，原因有二，一是文獻記載太少，二是自古從業人員普遍是手藝人，文化水平不夠。

　　中新社記者：你潛心古籍修復40多年，見證了當代中國古籍修復技術、理念的發展。能否舉例談談古籍修復最大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杜偉生：1990年，我前往大英圖書館助其修復敦煌遺書。我在一件殘卷中揭出了一張非常珍貴的唐代“勑”，英國工作人員不知其意，當得知這相當于“王的旨意”后，他們大為驚喜。后來，大英圖書館“敦煌國際項目”所用Logo就是這張“勑”上的“勑”字。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合作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

　　敦煌遺書早在1910年左右就被收藏進了當時的京師圖書館，但未加修復。直到1990年前后，北京圖書館決定立項修復，經多番討論，各領域專家共同定下了四條原則：一是“先救命、后治病”，優先修復一碰就壞的部分，保證后期修復時可上手操作；二是“不添也不揭”，盡量保證原樣“不動刀”；三是“可逆”，哪道流程不合適皆可推翻重做；四是“最小干預”，能補就補、能粘就粘，能不裱就不裱。

　　1992年，敦煌遺書國際研討會在北京香山召開。會后，幾位來自臺灣佛光山的尼姑到北京圖書館參觀，一見我就行禮，她們說：“您修佛經，做的是最大的功德”。這件事對我觸動至深，從前不曾這樣想過。若延伸開去，修復古籍其實是在傳承文脈。老話講，古書“百部存一”，其實根本不到1%，絕大部分散失了。我們今天講提高文化自信，留下來的珍貴古籍就是文化自信最好的證明，而修書就是盡最大努力延長古老華夏文明的壽命。

　　中新社記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領域中各修復行業的工作宗旨均是賡續中華文明，古籍修復與其他修復行業有何不同？

　　杜偉生：古籍修復和其它修復行業性質一樣但意義不同。文物修復中，任何器物象征的僅是歷史的一個點，但古籍是歷史的一條線。

　　細分下來，古籍修復可分成五個方面。

　　第一，修書者從《史記》到“二十四史”，歷朝歷代的經史子集都要修，這本身就是一條綿延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

　　第二，中國古籍發展脈絡也是印刷術、造紙術及裝幀術等綜合技術的發展脈絡。以紙書為例，五代前的書籍皆是卷軸狀，五代開始向冊頁紙轉化，宋代后改為“蝴蝶裝”，元代出現了可快速生產的“包背裝”，明清則以適合大規模生產的線裝書為主……這一系列裝幀技術的改進背后實則源于印刷、造紙技術的提高。

　　第三，中國古籍串起了各歷史時期文化重心的轉移。先秦諸子的著作是漢代書籍內容主流，隋唐宋時期，佛經成為書籍主要內容。但宋朝時，以詩詞為代表的文化發展至頂峰，尤其是出現平話話本后，民間對宗教內容以外的書籍需求量驟增，大部分“集部”書都在這時出現。明代小說盛行后，民間對書籍內容的需求更加多元。

　　第四，古籍內容的拓展路線實則是古代教育的發展路線。古代，“紙”始終是奢侈品，所以書籍最初僅為文人階層服務，內容多以“學術”“宗教”為主，且如此延續了千年以上。直到明代戲曲、小說徹底普及，書籍才下沉到社會底層，讀者群體才擴展到尋常百姓家。后世常用的《草訣百韻歌》《農用雜字》都是明代后盛行的，其原因是百姓開始學習基礎文化，這是中華文明進程中一個巨大的進步。

　　最后，古籍流通傳承背后影射出各封建王朝管理制度的一脈相承。出于政治考慮，歷代佛經和儒家經典都是由官方提供“正本”，方能印刷流通。經廠是被授權的政府機構，他們嚴格審核佛經內容，并為其配置扉畫，最后印刷流通。這樣嚴謹的制度歷代相傳，從未改變。從管理角度看，北京有琉璃廠，南京、北京都有裱褙胡同，書籍的印刷、裝幀、交易往往是聚集經營的，這是統治階層便于集中稅收管理的體現。

　　綜上，中國古籍從多個方面以“連線”方式串起了中華5000年文明，這是古籍本身及修復古籍最大的魅力所在。

　　中新社記者：古籍離今天的生活已經很遠，但古籍必須“活起來”才能“傳下去”。該如何加強古籍和公眾之間的聯系？

　　杜偉生：中小學教育很重要。近年來，書法、國畫、民樂等相繼進了中小學課堂，古籍進課堂也可以是一種嘗試，要通過接觸古籍讓下一代知道，它是偉大的文化載體。

　　首先，古代四大發明中的兩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都與其有關。其次，華夏5000年文明最重要體現之一就是漢字，與其他文明相比，漢字的發展自甲骨文開始從未間斷。如果古籍基礎教育跟不上，若干年后文脈或將斷掉。

　　所以，必須從小培養青少年對古籍的興趣，但要通過趣味學習的方式了解古籍的來源、構成，甚至可引導青少年親自動手造紙、刻書。古籍不能只在學者之間“活起來”，更要在老百姓心中“活起來”。

　　中新社記者：“加強古籍工作對外交流合作”是新時代古籍保護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你對對外推廣中國古籍有何建議？

　　杜偉生：古籍“走出去”的最大意義在于讓海外了解古代中國。今天，東西方對特定事物看法不同的根源是文化價值觀不同。很多西方宗教古籍是對戰爭的記錄甚至歌頌，而儒家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追求“仁”的最終歸途——“天下大同”，這是根基上的差異。只有當西方了解古代中國人對宇宙自然的看法，才能了解今天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古籍是了解中國人最好的渠道之一。

　　需要強調的是，古籍對外交流合作的當務之急是把海外的漢語古籍資源統計清楚，并將其數字資源收歸進中國古籍數據庫中，豐富現存古籍內容。未來，數字交流才是對外推廣中國古籍的主要渠道。(完)

　　受訪者簡介：

　　杜偉生，男，古籍修復專家、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從事古籍修復40余年，全面掌握中國各種古籍裝幀形式的修復技術和中國傳統字畫裝裱技術，并熟悉歐洲古舊精裝書籍的裝訂和修復技術。其經手修復的古籍包括敦煌遺書、宋《文苑英華》、西夏文獻、明《永樂大典》及其他善本古籍，總計數千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