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日電 題：格拉斯哥文物歸還行動：博物館真能“去殖民化”嗎？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李靜

　　今年4月，格拉斯哥市宣布將其目前收藏的全部17件貝寧古國青銅器歸還尼日利亞，還將歸還7件印度文物和25件北美原住民民族拉科塔人的文物。這是蘇格蘭有史以來最大的文物歸還行動。

　　管理格拉斯哥所有藝術機構和博物館的非營利組織“格拉斯哥生活”(Glasgow Life)發表一份公開聲明說：“這是返還文物和去殖民化議題獲得更廣泛討論的重要時刻”，也將是格拉斯哥“實現文化正義和博物館非殖民化”的“開始”。

　　“格拉斯哥生活”博物館和收藏部負責人鄧肯·多南告訴記者，“被擄掠或走私出來的文物，盡管其當前博物館屬于有效持有，但如果它們真正的主人希望返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擁有它們。”

　　“這是一個開始”

　　格拉斯哥博物館的17件貝寧古國藏品均是獲贈或從拍賣行獲得，但無疑是英國軍隊入侵貝寧皇家宮廷時所獲。近年，伴隨著非洲政府和各類運動組織要求歐美歸還文物的聲浪高漲，法國和德國于2021年先后宣布向尼日利亞、貝寧共和國等國歸還部分殖民時期掠奪的文物。

　　從2021年11月開始，管理格拉斯哥博物館的“格拉斯哥生活”主動與尼日利亞國家博物館和紀念碑委員會聯系和對話。2022年1月，格拉斯哥收到對方的正式官方請求函——將貝寧古國的收藏歸還尼日利亞。

　　今年1月，印度駐倫敦高級專員公署代表印度政府和印度考古服務處也向格拉斯哥提出了歸還數件印度寺廟和神殿于19世紀“被盜”文物的要求。

　　25件北美原住民拉科塔人文物的歸還要求來自拉科塔人的后代。在1890年南達科他州的“傷膝河大屠殺”中，將近300名拉科塔人被美軍殺害，從死者身上拿走的物品被美軍翻譯賣給了格拉斯哥。

　　一共三樁文物歸還請求，格拉斯哥市議會“跨黨派的掠奪與歸還工作組”(cross-party Working Group for Repatriation and Spoliation)在3月1日的會議上提出了歸還議案，4月7日，議會投票通過。“格拉斯哥生活”主席大衛·麥克唐納在推特上寫道：“這是一個開始，但我們還有更多事情要做。我希望這能鼓勵更多的博物館采取行動。”

　　英國《藝術新聞報》評論說，格拉斯哥此舉無疑使英國其他博物館面臨壓力，似乎要求他們歸還其他藏品。例如被英國著名法學家、人權律師杰弗里·羅伯遜指控為“最大的贓物接收者”的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也是收藏中國被盜文物最多的博物館，目前收藏的中國文物多達2萬3千多件。

　　去年，在法、德等國和英國部分機構積極響應文物回歸請求時，大英博物館在給CNN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它已經“理解并認識到歸還文物問題的重要性”，并繼續致力于“盡可能廣泛地分享藏品”。

　　“我們并不是中立的”

　　格拉斯哥大學的一眾學者多年來對帝國時代殖民主義的反思以及與眾多博物館的合作，為格拉斯哥返還文物的積極行動提供了學術和倫理上的有力支持。

　　該校博物館專業已開設了“歸還與遣返倫理”和“博物館的權力與政治”等必修課。該校博物館研究學教授莎拉·庫克對記者介紹，課程從“去殖民化”的角度審視大學及博物館的藏品和物品，也研究博物館和其他文化遺產機構與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牽連以及后續影響，旨在為博物館界廣泛探討問題和重建知識體系作出貢獻，推動博物館去殖民化。

　　在鄧肯·多南看來，這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歐洲整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化。“幾十年前就有博物館館長提出將文物返還給所屬國，但幾乎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大約在過去的兩年，公眾輿論發生轉變，轉向了一種后殖民負罪感。”鄧肯對記者說。而整個社會的支持必不可少，因為“這些藏品歸格拉斯哥人民所有”，博物館無權單方面做決定。

　　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龍當選后不久即表示將調研歸還非洲文物事宜，并于公開演講中呼吁“為非洲遺產暫時或永久歸還非洲創造條件”。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霍政欣專注于國際私法、比較法學及文化財產法的研究，一直致力于研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問題。他對記者說，馬克龍當時的表態有多方面的考量，但無論如何，他的表態在歐美帶動起一波顯著的文物歸還現象。

　　在西方博物館界，也曾廣泛流傳一種所謂的“救援敘事”，認為如果他們沒有把這些文物帶到歐洲，這些文化遺產將不復存在。例如，大英博物館館長哈特維格·費舍爾就曾對BBC說，“對于這些掠奪來的文物來說，英國的博物館是最好的歸宿……”

　　對于這種看法，格拉斯哥大學博物館系2021年策劃了一個名為“不適”的展覽。在策展說明中，學者們如此陳述自己的觀點：只要博物館還收藏著從種族奴役、暴力行為、強迫遷移和有系統地壓迫土著人民等做法中受益的捐贈者而來的藏品，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就永世存在。大英帝國曾利用這些意識形態為奴役和殖民世界各地人民和土地的行為辯護。博物館在這種背景下發展，它們仍然是慶祝和紀念殖民制度的空間。我們現在才認識到，我們并不是中立的，我們仍在與延續過去幾個世紀的殖民意識形態串通一謀。

　　“每一件文物的返還都不容易”

　　這股西方的博物館去殖民化反思思潮，某種程度上促使一些流落在外的中國文物得已“回家”。2019年，意大利返還中國796件套文物，它們的歷史遠抵新石器時代，近至明清民國，是近20年最大規模的中國流失文物回歸。2020年10月，流失英國25年的68件中國文物回歸。2020年年底，在海外流失近一個世紀的天龍山石窟佛首回到中國。

　　但與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數量相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完全統計，在全世界47個國家、200多家博物館的藏品中，有164萬余件中國文物，尚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海外。

　　鄧肯·多南承認，時至今日，追索流失文物仍然是一件艱難、復雜、耗費大量資源的事情，不但需要文化意識，還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霍政欣告訴記者，作為世界上文物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中國不支持通過參加商業拍賣的方式回購流失文物。對非法流失文物進行追索，是最合理的方式，但存在法理上的困難。

　　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這是目前世界各國文物追索返還領域最重要的國際條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于1995年又制定了《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這兩份國際公約對文物非法出口起到了約束作用，并對返還流失文物作出規定。

　　以著名的章公祖師肉身坐佛追索案為例，現有證據表明該佛像于1995年自香港入境荷蘭，而荷蘭2009年才批準“1970年公約”，依據國際法“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于“條約不溯及既往”的規定，該公約不適用于1995年入境荷蘭的文物。

　　“這次格拉斯哥返還非洲、印度等國文物，更多是一種自愿行為。”霍政欣說，“這些國家也很難通過法律途徑把文物追索回來。”

　　法理上的困難也包括各國國內法制度規則中的障礙。例如2014年，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同意將法國吉美博物館所藏的甘肅大堡子山流失金飾片歸還中國，但受限于法國《遺產法典》，最終由吉美博物館把金飾片退還給兩位原捐贈人，讓他們與法國政府解除捐贈協議，使文物退出法國國家館藏，再由二人以個人名義將文物返還給中國政府。

　　無論現行國際法還是各國國內法的制度規則，都存在諸多障礙，這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難。2019年、2020年，中國從英國追回68件文物和從意大利追回796件套文物，分別花了25年和12年。2020年12月，已流失整整160年的馬首銅像正式歸藏圓明園時，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曾感慨，“每一件文物的返還都很不容易，背后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