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12月20日電 題：重慶縉云山何以成為“人間佛教”肇始地？

　　——專訪重慶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孝容

　　中新社記者 劉相琳

　　常言道“不負蜀中好山水，大峨眉又小峨眉”，小峨眉指的就是重慶縉云山，民國時期這里何以成為中國佛教教育中心？其對整個中國佛教產生哪些影響？縉云山憑何成為“人間佛教”的肇始地，甚至吸引海外佛教信眾遠渡重洋前來此地朝拜？重慶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孝容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深度解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重慶縉云山素以自然風光聞名，民國時期何以成為中國佛教教育中心？

　　楊孝容：太虛大師早年弘化歐美，有創辦世界佛學苑之意，欲分漢藏、華日、華梵、華歐四院作教理研究，1930年漢藏院尚未創設。是年秋，大師應川渝佛教界之請前來弘化，聽聞當地軍政首腦劉湘為解決邊政問題準備派漢僧進藏游學，大師決定在川渝辦漢藏教理院，可納入世界佛學苑序列，聘請漢藏講師，招藏漢青年研習佛學，促進漢藏文化乃至中外文化溝通交流。

　　經多方踏勘，重慶境內，縉云寺所在縉云山環境清幽，適合辦學，遂以縉云寺為漢藏教理院院址，并在1932年8月21日舉辦典禮正式開學，太虛大師本人出任院長，劉湘為名譽院長，院董會同期成立，潘文華等為常務院董。

　　漢藏教理院隨即成為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座漢藏并設、顯密兼習的新型佛學院。此后近二十年，該院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帶動各地興辦佛教學校。如四川合江法王學院、重慶開縣大覺佛學院、貴州平壩高峰佛學院等，都是漢藏教理院師生所辦，還有部分是以該院分院的名義辦學，其教育理念、培養模式也多依照漢藏教理院進行。時人曾言：漢藏教理院變成了中國的“法師制造廠”，各地都有該院師生的足跡。中國的僧教育機構里，漢藏教理院成為必不可少的一家，甚至有許多佛學院，上自院長，下至學監，都出自該院。

　　中新社記者：重慶漢藏教理院對中國佛教教育有何影響？

　　楊孝容：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太虛大師的許多佛化事業均陷入停頓，漢藏教理院是在此期間唯一持續辦學且連續辦學時間最長的學校，也是太虛大師用心最深的一所學校。抗戰期間，太虛大師曾駐山數年，直接經手漢藏教理院院務，組織暑期訓練營，舉辦佛教研學，還為學生授課。漢藏教理院地處抗戰大后方，在當時聚集了眾多優秀的師資人才，現代佛教教育體系得以在此日趨完善起來。

　　漢藏教理院承擔著溝通漢藏文化、培養佛學人才、佛教改革復興、振興中華佛教等多重使命，對中國佛教教育多有影響。如1956年創辦中國佛學院時，原曾多年擔任漢藏教理院代院長、院長的法尊法師，即先后擔任該院副院長、院長。此外還有正果、觀空、塵空、巨贊、葉均、虞愚等原漢院師生曾在中國佛學院擔任教職或領導工作，或參與教材編寫，在教學研究、管理方式、教育模式等方面都對漢院有所借鑒，為新中國培養了一些佛教人才。改革開放后各地興辦佛學院，同樣沿用了類似的教學理念和模式。這方面又以川渝受漢院恩惠最深。

　　中新社記者：漢藏教理院留下了什么文化遺產？其所在的縉云山對整個佛教的意義何在？

　　楊孝容：漢藏教理院以“研究漢藏佛理，融洽中華民族；發揚漢藏佛教，增進世界和平”為宗旨，其在漢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方面的貢獻廣為人知；同時需強調的是，太虛大師提出并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也是在這里成熟并得以傳揚和踐行。所以我們說，縉云山可謂是人間佛教的肇始地。

　　抗戰期間，太虛大師主導的中國佛學會與《海潮音》雜志社也先后遷到重慶。在渝期間，中國佛學會大多依托縉云山上的漢藏教理院展開活動。《海潮音》也有幾年在漢藏教理院辦刊。

　　1938年到1945年，太虛大師在漢院開設“真現實論”“中國佛學”“法性空慧學概論”等課程，均由聽課的師生整理后在《海潮音》發表。而“真現實論”等課程正是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基礎。課程的記錄整理者，如法舫、正果、惟賢、演培、妙欽、續明等，后來在海內外均扛起了繼承傳揚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旗幟。

　　此外，太虛大師還在這期間寫過《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等與“人間佛教”相關的文章、亦曾進行“今菩薩行”等演講，同樣都在《海潮音》發表。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完善成熟，則以1945年由漢院師生編輯、海潮音雜志社出版的《人生佛教》一書為標志；1946年底，該書又出了修訂的第二版。1947年3月7日，在太虛大師圓寂前十天，將新出版的《人生佛教》修訂本交予趙樸初居士。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人間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具體例證？

　　楊孝容：當前的“佛教中國化”，具體來看就是：政治上要自覺認同，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發揮正向作用；文化上要自覺融合，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好佛典詮釋，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社會中要自覺適應，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應有貢獻。做到這三點，佛教在現代社會才能真正完成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就是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與“人間佛教”奉行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一致。所以說，“人間佛教”就是當今時代佛教中國化的具體例證。這也是漢藏教理院留下最有價值、最具現實意義的文化遺產。

　　中新社記者：縉云山漢藏教理院及“人間佛教”在海外影響如何？

　　楊孝容：最直接的影響是，漢藏教理院培養的人才有一部分到了港臺或國外，并在弘揚、傳承、踐行“人間佛教”方面做出了成就。

　　如漢藏教理院普通科第三屆學生演培法師，自1958年起在海外弘法，之后在新加坡成立“佛教福利協會”，1986年和1992年兩次獲得新加坡總統頒發的獎章，其著述有《諦觀全集》《續集》數十冊。和演培法師一起就讀并曾留院工作的妙欽法師，是《人生佛教》的編校者之一，1949年后到菲律賓馬尼拉踐行“人間佛教”。

　　又如普通科第四屆學生續明法師畢業后曾留院任職。太虛大師圓寂后，續明與曾為漢藏教理院教師的印順法師一起到奉化雪竇寺，共同完成了《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工作。1949年兩人到香港，1953年定居臺灣。續明法師先后辦過靈隱佛學院、福嚴佛學院，如今臺灣很多住持都曾在其門下受教。

　　此外，還有香港的秦孟瀟居士也曾是漢藏教理院的學生，他活躍在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佛教界，盡己所能弘揚“人間佛教”。

　　因此，縉云山被港臺和東南亞等地一些華人佛教信眾視為祖源圣地，“人間佛教”思想也隨之成為包括港臺與東南亞地區在內的整個華人佛教圈的共識。(完)

　　受訪者簡介：

　　楊孝容，宗教學研究員，哲學博士。1998年以來供職于重慶社會科學院(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近20年主要致力于漢藏教理院與民國佛教、西南佛教研究。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學研究》等學刊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近半數為CSSCI期刊或核心期刊論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藏教理院與民國佛教研究”及重慶社科基金項目“重慶佛教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