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太原12月20日電 題：為何1400多年前的外國人葬在晉陽？

　　作者 冀美俊 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副院長

　　1999年7月8日，一場大雨過后，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村民王秋生拿著鐵鍬修理被大雨沖毀的墻基路面。鐵鍬碰到一個硬物，且這硬物越挖越大，直到露出一個石質屋頂，震驚海內外考古界的虞弘墓就這樣發現了。

　　這是一座有著準確紀年的隋代墓葬。葬具是房型漢白玉石堂，石堂內外，或雕或繪精美圖案54幅，局部還有描金裝飾。圖中人物皆深目高鼻，或留短發，或梳突厥式長發、波斯式長發。內容有宴飲、樂舞、射獵、家居、出行等，充滿異域文化色彩。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石堂底座正壁的圣火祭壇圖案，這是典型的祆教圣火祭祀場面。祆教又稱火祆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是流行于伊朗高原的原始宗教，大約在南北朝時期，這一宗教隨著絲綢之路大量傳入中國，信奉者多為粟特人。考古發現說明，北朝和隋唐時代，中國對外交流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上來說都是空前的。

　　太原為什么會出土充滿祆教文化特色的石堂？

　　這要從墓主人虞弘說起。

　　從墓志記載來看，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驎城人。虞弘祖父奴棲為魚國領民酋長。

　　墓志上記載的魚國，很可能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歷史》一書中記載的不播種任何種子，而以家畜與魚類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馬薩革太”部落。“馬薩革太”原意就是希臘語“魚”的意思。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紀，他們已經生活在中亞的河中地區。這一地區的居民，北朝文獻統稱之為粟特昭武九姓胡。領民酋長是魚國的最高首領，虞弘可以說是魚國的“皇室”成員。

　　虞弘很小就隨他的父親君陀一起到茹茹國(即柔然國，北朝時期活躍于長城之外，大漠南北)為官。而虞弘13歲時(公元546年)已經擔任茹茹國的官職——莫賀弗，并隨著他的父親出使波斯(今伊朗)、吐谷渾(西晉至唐朝時期位于祁連山脈和黃河上游谷地的一個政權)等，這顯然和他的魚國“皇室”身份相關。

　　后來，虞弘又出使北齊，留到中原后，先后在北齊、北周、隋朝擔任直突都督、涼州刺史、使持節儀同大將軍等官職，“翱翔數國，勤誠十主”，主要從事來華“外國人”的管理工作，最終永遠留在太原。

　　在此期間，虞弘所檢校的“薩保府”尤令研究者關注。

　　“薩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隊首領的稱呼，一般由粟特商業貴族擔任。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大批粟特人沿著絲綢之路向東遷徙，形成一個個聚落，這些聚落的首領就是薩保。中原政府為了管理和控制這些粟特聚落，就將薩保府列入中央政府，其職務是粟特胡戶聚居點上的一種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領。

　　太原地區在北朝晚期存在薩保府，有諸多考古發現為證。

　　河南洛陽出土《隋翟突娑墓志》記載：“君諱突娑，字薄賀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訶大薩寶，薄賀比多。”太原小井峪唐墓《龍潤墓志》記載，墓主人龍潤隨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西下建立大唐，“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薩保府長史。”此外，唐代《曹怡墓志》記載，曹怡之父曹遵為唐代“介州薩保府車騎騎都尉”。

　　可見不只是太原，在介州一樣有薩保府。虞弘作為蕃客大首領“薩保”，檢校并、代、介三州鄉團，說明在太原地區有大量信奉祆教的粟特胡人。

　　據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一文來看，北朝隋唐時期著籍太原并見于墓志的粟特人有翟娑摩訶、翟突娑、安師、安孝臣、康達、康武通、龍潤、龍澄、何氏等家族。而藏于太原純陽宮的《洛陰修寺碑》碑陰題名文武官員128人中，有69人為復姓胡族，另外如劉、靳、元、乙、丘、成、王、郝等單姓，亦多為胡人姓氏，因此題名中的胡人比例保守估計也在60%以上。

　　為何大量胡人聚集太原？

　　太原又稱晉陽或并州，三面環山，南面為平原，汾河水貫穿整個城市。這里既有灌溉便利，可耕可牧，又有山川之險，可攻可守。優越的地理環境使太原成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軍事重鎮，同時也成為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融互動的大舞臺。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論及太原戰略地位時說道：“魏齊周隋梁唐晉漢以及十六國之君，分方竊據，互相吞食，得此者昌，失此者蹙，先至者勝，后至者覆，匪直人謀。實勢之便然也。”道出了太原在南北朝這一大動蕩、大變革時期的重要地位。

　　晉陽作為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商業中心，在絲綢之路繁盛的北朝，是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成為外國人匯聚之地。遙想當時，相當多的外國人沿著絲綢之路，一路向東，在晉陽居留、生活，從事商貿和文化藝術等活動，給晉陽大地留下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如太原王家峰北齊徐顯秀墓、婁睿墓、庫狄回洛墓和韓祖念墓都充滿大量外來文化元素，彰顯了晉陽在北朝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輝煌景象。

　　兩處改動凸顯文化交流的心路歷程

　　虞弘墓志中，虞弘的姓氏寫作“虞”，并且將其祖先追溯到中國傳說時代的虞舜。虞舜為五帝之一，傳說其發祥地也在山西。而虞弘一族就生活在山西太原，虞弘的姓氏選擇表明了他們希望融入中華文明大家庭的強烈愿望。

　　頗有文化意味的是，在虞弘墓志中，表現國別的“虞”字經過挖補修改而變成了“魚”，這不僅是“虞”“魚”兩個字形、字義的改變，而是說明外來部族落葉中國以后，從方方面面都希望和中國相聯系，希望得到當地民眾的認同，希望融入當地的文化氛圍。不過在內心深處，他們對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依然有著深深的眷戀和難以割舍的情結，表現在墓志上，就改成了更能彰顯其國別的魚字。

　　無獨有偶，《隋書·虞慶則傳》記載：“本姓魚。其先仕于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杰。”虞慶則“本姓魚”，卻將姓氏由“魚”改為“虞”，情況與虞弘正好相反，也很有意味。太原的唐代龍氏家族墓地出土墓志多方，有的說派枝西域，有的直呼晉陽人，已是“卻望并州是故鄉”了。

　　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說明，北朝和隋唐時代，中國對外交流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上來說都是空前的。大量外國人和器物、文化隨著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涌入這個開放、包容的大國并生根發芽，最終匯入中華文明之林。而晉陽作為中古時期中國北方的重要都市，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文化交流與互動融合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虞弘墓的發現，正是這一輝煌歷史的實物寫照，彌足珍貴。(完)

　　作者簡介：

　　冀美俊，山西平遙人，文博研究館員，現任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副院長，主要分管文物考古與保護、博物館陳展與館際交流、學術研究等工作。

　　 多年從事太原歷史與文物研究保護工作，出版《寶賢堂法帖研究》專著，發表《漫談山西碑刻的保護與利用——以太原市雙塔博物館館藏碑刻為例》《虞弘墓——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例證》《唐故處士喬言墓志小識》等論文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