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3日電 題：中華文化涵育何種“道德觀”？

　　作者 謝偉銘 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

　　文明的特質涵養著道德觀的發展。

　　西方文明的特質主要體現在把人和世界萬物看成是主客二分的關系，強調“人為自然立法”，突出理性精神，一方面不斷彰顯人的獨立人格和開拓精神，另一方面不免導致個人與他人、理性與情感、物質與精神等的對立。中華文明的主要特質是“天人合一”，強調人和世界萬物相通相融，人行為恰當才能推動這一共同體生生不息、和諧有序的發展，“恰當”正是德性的要求。道德的涵養、人自身的價值既在反身內求中，也在與他人、與世間萬物這一共同體的相處中。因此，中國人的道德觀在自身的文明特質中指導著中國人如何與自己相處、與他人相處、與世界相處。

　　自省、慎獨——在道德修為中自我成就

　　中華文化道德修養的起點是直面自己，不斷涵養自身德性，獲得自我成長。這要求時刻保持自省態度，即“吾日三省吾身”，從不同方面省察自己，發現不足、及時糾正。自省作為一種優秀品質，也是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孔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孟子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都是在鞭策人們與自己的心靈交流，發現不足，實現自我的更新與成長。

　　慎獨也是中華文化道德觀中非常重要的觀念。人們通常關注公眾面前的道德行為、道德涵養，“慎獨”則要求，人在和自己相處、不被他人關注時，同樣要修養德性、提升品格。《中庸》講：“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漢代鄭玄解釋道，“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即人獨處的時候，也要自我警醒、約束，讓行為符合道義。

　　宋代朱熹在解釋“慎其獨”時指出：“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滋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這就是要求人在意念萌動之時，及時檢點是否符合天命所賦的道德本心，時刻防止違背本心和道德的念頭出現。注重個人內心意念萌動時的道德持守，是“慎獨”的重要內涵。

　　此外，中華文化在推動個人道德修為上還有誠意、正心、敬畏、存心養性等，既是中華文化重要的道德觀念，也是如何對待自己、成就自己的修養方法，體現著道德修養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可以說，中華文化以激發每一個體的道德自覺為出發點，成就了中國人仁、義、禮、智、信等優秀的道德品質，培養了愛國敬業、博施濟眾等擔當情懷，激發著自強不息、主動作為的奮斗精神。

　　誠信、明禮——在道德規約中構建社會

　　中華文化關切個人成德的同時，在社會關系中也形成了統一的道德規范、豐富的道德觀念，維系著社會關系的有序發展，指導著人們如何與他人相處。

　　中華文化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凝練出誠信這個維護社群關系的基本道德規范，體現著對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對群體的道義和責任。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指出誠信是人在社會關系中安身立命的基礎。管子說：“誠信者，天下之結也”，即誠信是用來結交天下的，是人們暢行天下的“通行證”。法家思想把誠信與法令結合起來，認為“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韓非子》)，法律法令的實施要公平合理、取信于民，才能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有效工具。誠信觀念在后世的發展中得到不斷深化與提升，不僅作為人們普遍追求的美德發揚光大，還作為長治久安之道成為社會良性發展的重要根基。直到今天，“商鞅立木”“管鮑之誼”“季札贈劍”等諸多關于堅守信約、彼此信任的典故流傳下來，體現出中華文化所推崇與傳承的道德觀和價值追求。今天，誠信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也體現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

　　調節群體關系方面，還有“禮”這一道德觀念。中國素有“禮義之邦”的美譽，禮是仁、敬、恭、讓等道德內容的外在表現，“禮成而后仁義智信可見矣”(《李覯集·禮論第四》)。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禮記》講：“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是內在道德理性的外在表現，體現中華文化的道德本質。在禮義道德的根基上，中華文化發展出禮節儀式、典章制度等禮儀、禮制的豐富內容。在與人相處中，強調禮尚往來，謙虛謹慎并尊重他人，《禮記·曲禮上》講：“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無論貧富貴賤、強弱尊卑，都要懂禮知禮、以禮相待，社會才能和諧安定。在待客、婚娶、鄉鄰飲酒、邦國交聘等各種關系中也都有“禮”的規范和安排。荀子講：“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指出了禮在為人、做事、治國各個層面的關鍵作用。

　　可以說，上至王朝邦國禮制的踐行實施，下至深入世俗生活的鄉規家禮，禮規范著中國人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呈現有道德的行為、構建和諧有序融洽的社會，反映了禮所具有的使一切各得其所、恰到好處的作用，即孔子所說：“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使一切合乎中道，使一切恰到好處。因此，禮所呈現的規范制度使人們在所處的關系中達到適中、和樂的狀態，使社會在運行中保持有序安寧的氛圍，使國家在發展中保持穩定團結的局面，這是禮作為道德規范所追求的目標境界。荀子還講“禮者，斷長續短，損有余，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也。”禮的規范還發揮著調配社會資源、保持社會關系平衡穩定的作用，這是古時候中華文化在防止兩極分化上體現的道德關懷，今天共同富裕的提倡和踐行，也正是傳統道德觀念在今天煥發出的新的生機和意義。

　　忠恕、和諧——在和合追求中融處世界

　　中華文化不僅關照內部世界的道德培養，也關照與外部世界相處的道德原則，形成了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道德觀念。

　　仁，在中華文化中代表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既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倫理范疇，也是中華文化最核心的道德觀念。孔子講：“為仁由己。”孟子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既是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關系發展的目標追求。仁德從施予最親近的人開始擴展到他人乃至自然萬物，成為中國人對待世界關系的態度和原則。孔子把踐行仁的方法歸納為“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一方面強調平等互利，一方面強調將心比心，尊重他人，不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中國人就是以忠恕之道所蘊含的寬容、平等、自律、尊重精神面對世界的。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是忠恕這一道德觀念跨越時空的呈現。

　　和，中國人對待世界的態度是和善的，追求的國際關系是和諧的，向往的世界愿景是和平的。這一切都源于中華文化道德觀中的“和”理念。和，一方面指平衡融洽，即和諧。另一方面，“和”承認矛盾和多樣性的存在，不僅不排斥差異和矛盾，反而始終相信多樣性、矛盾性會朝著統一和諧的結果發展，即和而不同。因此，“和”體現著兼容并蓄、包容開放的胸懷。千百年來，和而不同一直是中華民族對待世界的態度。《尚書·堯典》提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孔子說：“‘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和”文化賦予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基因，成為中華民族對外交往的原則。

　　即使在歷史上鼎盛時期，中國也奉行睦鄰友好的政策，從未向外侵略擴張，根源就在于融入中華民族血液的“和”文化。今天，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中國人的道德觀也必將不斷汲取世界優秀文明成果；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而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強調整體和諧的中國道德觀也勢必為全球化的健康發展提供有益借鑒，在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理念中推動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和世界和平的持續發展。(完)

　　作者簡介：

　　謝偉銘，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后，北京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華傳統文化、統一戰線基本理論。曾參與撰寫《中華傳統文化基本精神解讀》、《中華文化專題教學讀本》等教材多部。參與多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參與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清華國學書系”的編纂，在《人民論壇》《中國哲學史》等期刊發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