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2日電 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何種“社會觀”？

　　作者 沈小勇 浙江省哲學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社會價值觀和主張，這些價值觀和主張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社會交往、社會治理之道，既是中國古代宇宙觀、天下觀的社會表達，又彰顯了獨特的道德觀與人文精神，形成了特有的社會觀。

　　中華文化在“社會觀”上強調民眾的社會屬性，體現了重視責任為先、義務為先、集體至上與和合共生的倫理型文明特色，這與西方文明強調社會以個人屬性為主、突出個人權利意識、宰制和占有他人的沖突思維有很大差異。總體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觀”集中體現在對家國情懷的呵護、對人倫秩序的重視和對美好社會的追求。

　　“天下為公”的民本社會觀

　　中華文化歷來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特別強調“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孟子》所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將天下、國、家三者融為一體，深刻詮釋了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社會理念。家與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兩大獨特場域，家國情懷一直流淌在中國人的血脈之中。

　　《論語》中記載子貢曾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博施濟眾是孔子追求的社會理想，《孟子》則強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在此基礎上，宋代理學家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思想，被后世學者概括為“民胞物與”，這是中國傳統社會觀的一大理念升華。“民吾同胞”強調同胞情義，強調要以仁愛的德性，各類社會族群之間互相關愛。

　　正如《禮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里體現的正是對社會關愛和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

　　后世的政治實踐和思想論述對此不斷詮釋和拓展，如《明夷待訪錄》中提出的“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等。

　　這與西方崇尚“個體自由”為主的社會價值觀不同，西方社會更加強調個人權利在社會的實現，特別是作為近代市民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產物，西方社會把焦點集中在個人追求和個人權利的絕對性。中華文明則更注重社群高于個人，集體大于個人，直至今日之倡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明德崇禮”的人倫社會觀

　　中國傳統禮樂制度的建構完成了“德治”和“禮治”的建設，“德”的外在表現便是“禮”。“制禮作樂”規范了祭祀行為和個人修德，并以祭禮為中心，擴展為對社會行為的規范，完成了對社會秩序的系統建構。

　　在周代禮治思想中，最為基本的禮治原則就是“親親”和“尊尊”，“親親”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則強調尊其所尊，不許作亂犯上，下級貴族要服從上級貴族。親親，更多的是家族關系；尊尊，更多的是社會和政治關系。

　　無論是親親，還是尊尊，都強調以身份來別差異、定倫理，從而實現“綱紀天下”的目標。誠如王國維所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不難看出，“制禮作樂”承擔了人倫教化的獨特社會功能。通過“禮”來治理國家、安定社稷，使社會各階層和諧相處。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論語》中提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主張把“德”與“禮”放在治理社會的首位。“禮義廉恥”的價值標準，使中華文明得以延續，并成為世界文明之一大特色。

　　在西方文化中，鮮有類似中國對“禮”的注重。中國的“禮”不是純粹的倫理范疇，也不是政治學、法學等，而是作為一種以上領域的“綜合”，成為中國獨特的社會治理之道。

　　“和合共生”的多元社會觀

　　中華文化歷來注重講信修睦，強調“以和為貴”的社會相處之道。以和為貴、與人為善、推己及人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社會不同群體和階層之間注重兼容而不對立、協作而不沖突、有序而不混亂。

　　梁漱溟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認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印度佛教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中國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調和持中”。《中庸》強調，“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國語》講“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強調的是事物要相互調和，達到和諧才能豐富自身并滋生萬物。把“和”與“合”兩個概念聯用，乃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精神創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講的也是“和合”的道理。

　　和合之道就是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和諧共處。家庭、社會和政治空間的多維和諧，是一種由近及遠的同心圓，即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天道的多層級和諧，協調各種差異和矛盾，形成和合的狀態。

　　和合共生的社會觀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獨特理念與美好追求，與西方文明動輒“對抗沖突”和“你輸我贏”的價值理念不同。正如漢學家安樂哲所言，西方文化以個體主義為基礎，具有個體性，必然會走向沖突與對抗的“有限游戲”，是“一輸一贏”的冷戰思維；而中華文明體現了“以關系為本位”，具有共同性，倡導的是真正的“無限游戲”，考慮的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今天，人類要走向命運共同體，只能守望相助，攜手同行，不能再回到依靠戰爭、殖民和掠奪的老路，否則人類社會永遠不得安寧。(完)

　　專家簡介：

　　沈小勇，哲學博士，中共杭州市委黨校文化學與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城市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省馬克思主義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哲學學會常務理事，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國家文物局“十四五”規劃編制專家，主要從事文化哲學、中國哲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

　　近年來，聚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先后主持完成10余項國家及省部級課題，出版有《百年回眸：儒學的現代之境》《從傳統到現代：道德教化的價值重構研究》等多部學術著作，在《光明日報》《學習時報》《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等發表文章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