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5日電 題：舊石器時代華南與東南亞的“和平文化”為何重要？

　　作者 周玉端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教授

　　什么是“和平文化”？

　　20世紀20年代，以法國考古學家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為代表的歐洲學者，在越南北部和平省考察了60多個洞穴和巖廈遺址，并在這些遺址獲取了一批以單面打制礫石石器為特征的石器組合。1932年初，在越南河內召開的第一次遠東史前學家大會上，科拉尼首次將這批石器組合命名為“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

　　在早期研究中，和平文化的石器組合包含不同種類的工具，以周緣單面修型打制的“蘇門答臘式石器”為特色。由于這種工具的形態比較穩定，研究者很容易將其識別出來。以該工具為“標準化石”，隨后和平文化遺址在整個東南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都被發現。至20世紀末，和平文化遺址的數量已超200個，其空間分布范圍北至越南、老撾、緬甸北部，南至蘇門答臘島附近，主要處于熱帶雨林的生態環境中。東南亞和平文化距今約30000-4000年，其中年代最早的和平文化遺址位于越南北部。因此，不少學者認為，越南北部所在的喀斯特山區就是和平文化的起源地，并傳播到其他國家。

　　隨著新研究方法的介入，研究者更加關注和平文化石器工藝生產操作鏈的多樣性，而不是某種特定的工具類型，因此和平文化也被重新定義。目前，將其理解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流行于東南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的單面打制石器技術現象。和平文化的工具套不僅包括“蘇門答臘式石器”，還有各類砍砸器和石片工具等，它在時空組合上存在變化和多樣性。除石器外，還應存在較多竹木類有機質工具，只不過它們難以在遺址中保存下來。

　　中國南方發現的和平文化遺址有什么學術意義？

　　近十年，與東南亞大陸鄰近的云南、廣西等地，也發現了一些和平文化遺址。比如，云南臨滄硝洞遺址發現了距今約45000-23000年的和平文化石器組合，是目前所知亞洲最早的和平文化遺址；臨滄得丹洞和平文化遺址距今約20000-18000年，顯示了和平文化在云南的連續發展；廣西那坡國漠遺址則可能展現了距今約15000-12000年和平文化的多樣性。

　　這些和平文化遺址的發現，再次擴大了和平文化的時空分布范圍。這亦令和平文化從一個東南亞史前考古學問題，直接成為一個中國-東南亞史前考古學問題。同時，和平文化成為中國第一個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承認的具名舊石器文化。尤其是硝洞遺址的發現，無疑是百年和平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之一，具有劃時代的學術意義。這表明華南與東南亞的舊石器文化存在著直接聯系，可能涉及到古人類的遷移與交流。另一方面，華南和平文化遺址的發現和研究，也令中國學者真正參與到該課題的深度研究中，為掌握該研究領域的國際學術話語權提供了可能性。

　　和平文化為何是東亞本土舊石器文化發展的巔峰？

　　和平文化是東亞-東南亞晚期智人創造和傳承的技術文化，是舊石器時代東亞-東南亞礫石石器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代表礫石石器技術演化的巔峰。對研究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而言，具有重大學術意義。華南和東南亞大陸的舊石器時代，主要以礫石原料為工具毛坯，形成本土的“砍砸器傳統”，并延續存在近250萬年；至和平文化時期，雖然工具仍以礫石為毛坯，但是工具的生產方式、毛坯結構等出現了新變化。

　　具體而言，礫石毛坯結構的約束性得以徹底釋放。蘇門答臘式石器和劈裂礫石的生產方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前者在礫石毛坯的周緣，通過修型來生產多個刃口，成為史前的“瑞士軍刀”；后者在剝坯所獲的半塊礫石毛坯上，幾乎可以生產任何類型的工具(甚至是裝柄工具)，這導致礫石結構的技術-功能約束接近消失。從礫石工具生產工藝的角度看，和平文化的石器生產是一種比較開放的系統；而同時代的其他石器生產現象，則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系統，比如山韋文化。這可能是和平文化的石器技術各個層面表現出強烈多樣性的重要原因。在“后和平文化”時期，可以看到華南和東南亞各地廣泛留有和平文化的技術遺產。

　　因此，從技術演化邏輯的角度看，和平文化代表東亞礫石石器文化傳統發展的巔峰。工具走向裝柄化，這是舊石器時代中后期的世界趨勢(而不是石器“小型化”——其本質也是裝柄化、復合工具化)，可能為新石器時代的斧、錛、鑿等裝柄工具奠定了技術基礎。以上反映出當時的古人類是非常聰明的，他們不僅因地制宜采取石器工具的生產策略，還將礫石的潛力發揮到最大，并隨時保留這種潛力。這是本地更早的直立人難以企及的能力和認知，也是和平文化人群“行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此而言，和平文化也是理解東亞-東南亞礫石石器傳統的一把關鍵性“鑰匙”。

　　和平文化承載著怎樣的東方文明基因？

　　學術界一般認為，舊石器時代東西方存在截然不同的技術文化傳統。東方屬于另外一個技術世界，這個技術世界以“簡單的”石核-石片技術和“砍砸器傳統”為主要特征(雖然這些術語飽受詬病)，前者主要分布在中國北方地區，后者主要分布在中國南方地區。但至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北方由于受到歐亞大陸西側影響，出現了一些新的技術因素，比如勒瓦婁哇技術和石葉技術，而南方似乎沒有出現明顯變化，很難劃分出一個普適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階段。因此，與北方在距今約4萬-5萬年前受到西方技術、文化、人群的影響相比，南方可能更能代表東亞文化發展的“本土性”“連續性”和“創造性”，而和平文化正是其中的一個杰出代表。不過，和平文化并非只有石質工具。研究表明，它更可能是一種“竹木文明”，有相當多的工具是用竹木材料制作而成，比如狩獵使用的標槍和箭鏃。可以想象，當時人類生活在資源豐富的熱帶森林環境中，憑借高超且靈活的石器打制技術，克服困難的生活環境，數萬年穩定地與大自然和諧共生。他們沿著湄公河、紅河、薩爾溫江等河谷遷移，不斷開拓新的領地，適應和發展新的技術。這種自強不息、開拓創新、靈活應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不正是東方文明的基因之一嗎？

　　和平文化研究具有什么現實意義？

　　和平文化證明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源遠流長的人口與文化聯系，它是我們共同的文化遺產和歷史記憶，是聯系兩地的文化紐帶之一，也為當今“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注入深邃的歷史文化內涵。因此，和平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東南亞和平文化近百年的研究歷史相比，中國的和平文化研究才剛起步。雖然我們對其認識還十分有限，但對其未來研究的無限可能充滿期待。(完)

　　作者簡介：

　　周玉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教授，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委員，法國-柬埔寨、法國-泰國舊石器聯合考古隊成員。史前考古學博士，2021年畢業于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領域為舊石器時代考古、石器技術等。出版學術論著近30篇，研究成果發表在《考古》，L’Anthropologie，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Lithic Technolog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Comptes Rendus Palevol，Quaternary International等專業學術期刊。近期主要關注華南與東南亞的和平文化及同時代的技術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