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6日電 題：從聯合國實習生到副秘書長，徐浩良的快與慢

　　中新社記者 文龍杰 肖欣 王帆 廖攀

　　無論是看他豐富的人生履歷，還是近距離的觀察與交流，徐浩良張弛有度的“節奏感”令人印象深刻。

　　徐浩良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一下車到演播室，大步流星，節奏快而不急，加上近一米八的個頭，初看很像北方人。但口音還是露出了上海人的質感，他說話語速不快，字句徐徐而出，卻緩而不滯，聲調起伏不大，但在重點處會有所強調。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6月26日宣布任命來自中國的徐浩良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簡稱開發計劃署)副署長。自1993年至2023年，從一名實習生到副秘書長，徐浩良的經歷可謂“看似尋常最奇崛”，其間快慢交織出的節奏令人好奇。

　　走出國門

　　1961年，徐浩良出生于上海虹鎮老街。他此前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回憶稱，自己從小喜歡在家中的天井里仰望天空，看飛機從空中飛過，想象著跟隨飛機去往遠方。

　　1977年，中國高考制度恢復，許多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其中包括徐浩良。他1979年考入同濟大學，在橋梁系度過了四年本科時光。1983年畢業后，徐浩良留校任教，有一份令人羨慕的穩定工作。那時，他在李國豪課題組工作，當時計算機的發展很快，但他意識到計算機輔助工程設計不是他最終的追求，決定自學英語出國尋找發展的新可能。

　　當時正值赴美留學熱潮。1972年中美兩國簽署的第一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中美教育交流因此獲得新的機遇。最初，赴美留學由國家公派出去，隨著交流的推進，自費留學也逐步放開。1985年中國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之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徐浩良也成了自費留學大軍中的一員。

　　1988年，徐浩良接受了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錄取，但在舊金山轉機的那天晚上，他反復思考自己為什么去底特律，而不是紐約。于是馬上聯系也錄取他的位于新澤西的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在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學了一學期土木之后，轉學管理科學。快畢業時，他又發現能找到的工作都和工程或工廠管理有關，于是繼續尋找方向，決定再去讀對他非常有吸引力的國際關系專業。

　　由土木轉管理再轉國際關系，其間變化不可謂不快，卻并不急亂，徐浩良最終獲得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學位。成就固然令人艷羨，但其間過程亦艱辛備至，在曼哈頓騎自行車送外賣，在新澤西開車幫人搬家，在報社負責錄入賽馬信息……到1994年拿到哥大碩士學位時，徐浩良已32歲。

　　從中國上海到美國，從家鄉到異地，有成長、有突破、有欣喜、有自豪，也有彷徨、有無助，徐浩良關于這五年間的經歷對外界談得不多。但毫無疑問，從27歲到32歲，在這個人生成長的重要階段，奮斗是最重要的底色，徐浩良也由此鍛煉出了強大的抗壓能力、與不同人群打交道的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更對人的生存與發展有了別樣體會，并成為日后在聯合國工作時的寶貴資源。

　　從實習生到副秘書長

　　徐浩良與聯合國的緣分是從一份實習工作開始的。1993年，還在哥大讀研究生的徐浩良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找到一個實習崗位。實習結束后又獲得一份為期15天的聘用合同，他的工作獲得認可，15天合同到期后得以再續。

　　“15天合同到期后，再續15天，后來延長到30天，又延長到3個月。就這樣通過不斷續簽短期合同，逐漸在聯合國立住了腳”，徐浩良在接受采訪時回憶道，“直到有一天，我獲得一份駐哈薩克斯坦的合同，為期2年。”這份工作使徐浩良在聯合國從“短工”變成了“長工”。

　　20世紀90年代，受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外溢影響，獨立不久的哈薩克斯坦為走出經濟危機，積極與國際組織加強合作。憶及1995年至1997年在哈薩克斯坦的工作經歷，徐浩良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那里我目睹了哈薩克斯坦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關系在短短幾年內發生了徹底轉變”。

　　此后，徐浩良回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紐約總部，在亞太局找到一份工作，一年合約到期后聯合國主動提出續約一年。1999年，也就是徐浩良作為聯合國“長工”的第五個年頭，他終于成為聯合國的正式職員，先后任開發計劃署駐伊朗副代表、駐東帝汶高級副代表、駐巴基斯坦副代表及駐巴基斯坦國別辦公室主任，此后又擔任聯合國駐哈薩克斯坦協調員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地代表。

　　2010年3月，徐浩良回到聯合國總部，擔任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包括歐洲和獨聯體局副局長(2010-2013)，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助理署長兼亞太局局長(2013-2019)，以及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助理署長兼政策局局長(2019-2023)。

　　2023年6月26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宣布任命徐浩良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兼開發計劃署副署長。從“短工”到“長工”到轉正，再到被任命為副秘書長，三十年不可謂不慢，但緩而不滯，徐浩良保持節奏，步步踏實。

　　徐浩良說：“碰到問題不要怕，想解決，要自己想辦法。”正因為走得堅實，徐浩良深受認可。“我很高興祝賀徐浩良先生被聯合國秘書長任命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阿奇姆·施泰納表示，“這一新任命是對他近30年出色工作的肯定，也是對他堅守開發計劃署，堅持致力于幫助世界最貧窮國家和弱勢群體的肯定。面對現今這個越來越復雜的世界，我期待繼續與他緊密合作，使開發計劃署幫助更多國家克服現在及未來所面臨的發展挑戰。”

　　徐浩良的豐富履歷，是其能夠擔任聯合國要職的重要加分項。他在聯合國系統擔任多個職務，既有總部工作經驗，也曾在亞太、歐洲和中亞的多個地區辦事處工作過。更重要的是，徐浩良在工作中善于把握“快”與“慢”的節奏。

　　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評價，一方面，徐浩良在多個任務區領導了大規模的變革進程，建立了高績效團隊，并顯著地提升了效率；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明確的戰略愿景、協作文化和持續創新的思維模式，與同事合作提供有影響力的發展解決方案。

　　服務30年，常駐和訪問超過70個國家。徐浩良談及在聯合國的工作，“意義”是他的高頻詞。

　　到過很多國家，見過很多政要，更與很多底層百姓和弱勢群體相處過。徐浩良說：“在這一職業生涯中，我和同事們一起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比如在東帝汶戰后重建時，幫助他們重建機構、設置政府部門、培訓當地官員。”

　　“對此，我感到非常自豪。”徐浩良提到他2007年在哈薩克斯坦工作時，協助當地政府制定了2030年長期發展規劃。目前，哈薩克斯坦還在執行這個綱領性文件。

　　“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聯合國官網顯示，除了母語中文外，徐浩良還會說英語和俄語。他的學習和工作經歷，使他格外注意到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徐浩良對中新社記者表示，文化的多樣性，文化的交流，對世界和平和發展至關重要。

　　美國學者亨廷頓1996年出版了其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當時已進入聯合國工作的徐浩良說，這本書引發了世界范圍內關于文明沖突的熱烈討論，“因為人們確實覺得國際社會面臨嚴重的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都可能出現矛盾沖突。”

　　在此背景下，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起成立“聯合國文明聯盟”，通過聯合國層面的機構設置，推動各種不同類型的人員交流、學習、互訪，讓各個國家能夠相互了解、增進互信。徐浩良介紹說，從2005年到現在，這個組織一直在努力工作，促進國家之間的交流互信，促進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對世界發展作出有益的貢獻。

　　鄉音難改，家鄉的味道更難忘記。徐浩良雖常年生活在紐約，但家里做飯時基本還是燒上海本幫菜。“紅燒肉、獅子頭、腌篤鮮、油爆蝦等等，我們都自己做”，徐浩良說，“雖然家里空間小，我們能力也有限，但喜歡做一桌菜，邀請朋友來家里聚餐”，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文化交流。他還曾在“國際母語日”用上海方言來強調各地方言對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

　　在徐浩良看來，文化多元化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保護文化多樣性與發展問題高度相關。“發展問題非常復雜，需要所有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不同地理區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需要合作，包括應對糧食危機、氣候變化、自然災害，也包括結束沖突、維護世界和平。”

　　“聯合國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徐浩良表示，作為一個中國人，能夠通過30年的努力，從聯合國的實習生到現在被任命為副秘書長，“我感到非常高興”。

　　談及現任職務和未來工作，他“感到責任重大”。徐浩良向記者解釋，作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其中一個特殊任務就是作為“首席風控官”，要幫助開發計劃署控制所有的風險，包括安全、名譽、運作的可持續性等等，責任非常重大。

　　“想到這個世界上的貧富差距還如此巨大，我的內心很難平靜。”語調依舊不激不厲，這令人相信，他未來依然會在“快”與“慢”的辯證中思考和推動解決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