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6日電 題：為何說敦煌學已超出傳統(tǒng)漢學范圍？

　　——專訪劍橋大學榮休教授、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高亦睿

　　中新社記者 許婧

　　敦煌學的興起，始于1909年中、法、日等國學者對敦煌文書的研究。此后研究領域不斷擴大，至今已發(fā)展成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什么是敦煌學？為什么說敦煌學已經(jīng)超出了傳統(tǒng)漢學的范圍？日前在上海參加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的劍橋大學榮休教授、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敦煌學、寫本專家高亦睿(Imre Galambos)，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眼中的敦煌學是什么？

　　高亦睿：我研究的領域是敦煌學，這是一個以在敦煌這座綠洲城鎮(zhèn)及其周邊發(fā)現(xiàn)的寫本和繪畫為中心的研究領域。由于敦煌位于三個世界文明(即中國、印度和伊朗)的交匯處，所以當?shù)氐奈幕脖憩F(xiàn)出多元文化和多語種的特色。因此，在敦煌藏經(jīng)洞內(nèi)發(fā)現(xiàn)的數(shù)以萬計的寫本不僅包括漢文，還有多種其他語言，如古藏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等。

　　這些非漢語的寫本對引導西方研究者關注敦煌，起到關鍵作用。除了文獻學和語言學學者對其研究之外，這些新材料對佛教研究、伊朗語研究、中國文學和經(jīng)濟史等領域的發(fā)展貢獻良多。這些領域的研究匯總在一起，可以稱為敦煌學。因此，盡管敦煌位于中國，但它是一個國際性研究領域。

　　并且，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歐亞大陸上的聯(lián)系以及東西方之間接觸的重要性。在這個意義上，敦煌體現(xiàn)了跨文化合作與交流的重要性。今天如此，一千年前亦如此。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提出敦煌學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漢學的范圍？

　　高亦睿：1900年，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經(jīng)洞被發(fā)現(xiàn)，眾多珍貴的典籍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敦煌文獻最引人注目之處之一，是其中蘊含的多元文化，為記錄絲綢之路上思想、技術、文本和宗教的傳播提供了機會。這些寫本和繪畫成為一個窗口，讓我們瞥見各自世界之間的古老聯(lián)系。

　　事實上，敦煌學自誕生起，就是一個真正的國際性領域。盡管我們往往把這看作是敦煌寫本和藝術品多流失海外的結果，但這絕非巧合。

　　迄今規(guī)模最為龐大的敦煌藏卷是斯坦因(Aurel Stein)收集的。他四次帶隊深入新疆和甘肅進行勘察。他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研究希臘化影響在中國的傳播。他希望從埋藏于沙漠中的古城廢墟和這些廢墟中出土的寫本、文物中找到蛛絲馬跡。斯坦因認為，他的發(fā)掘結果證明了新疆的佛教文化與中亞的希臘化文明之間存在著失落已久的聯(lián)系，他不斷地發(fā)表著述，推廣這一觀念，不斷強調(diào)非漢語寫本的重要性。

　　中國的敦煌學主要關注漢文寫本。這些研究大部分可以被歸為漢學。但大量敦煌寫本是非漢文的或用多種語言寫成的。從國際層面來看，不難發(fā)現(xiàn)敦煌學大大超出了傳統(tǒng)漢學范圍。

　　中新社記者：敦煌學國際合作最重要的平臺之一、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稱IDP)對敦煌學研究有何意義？

　　高亦睿：敦煌的材料多藏于倫敦、巴黎和圣彼得堡，在這些城市的學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學者包括中國學者，更容易運用這些材料，國際合作自然成為敦煌學的重中之重。

　　過去二十年，敦煌學國際合作的最重要平臺之一就是國際敦煌項目。該項目致力于敦煌寫本和其它絲路寫本的數(shù)字化、修復和研究，秘書處設立于大英圖書館。

　　數(shù)字化的作用和價值非常大。大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免費下載這些數(shù)字化文獻，對做研究很有益處。雖然我每次都跟我的研究生說“你研究一些問題，必須得去圖書館，去親自摸一下、看一下”，但其實通常大部分人少有這種機會，通過數(shù)字化，我們往前邁了一大步。

　　如今，為了實現(xiàn)“將分散的敦煌寫本通過數(shù)字化的方式重新集合在一起”這個目標，從圣彼得堡和北京開始，世界各地敦煌寫本的主要收藏機構相繼設立了數(shù)字化工作室。除了數(shù)字化這項核心工作，這個項目讓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走到一起，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取得了巨大成功。

　　隨著研討會規(guī)模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參與進來。通過各種合作，國際敦煌項目對敦煌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自己在研究敦煌學的時候有哪些新視角和新方法？

　　高亦睿：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敦煌漢文和西夏文寫本的文字研究和古文書學。近年來，出版過兩本書，一本分析研究漢文文獻是怎么傳播到西夏的，一本是通過寫本來呈現(xiàn)歸義軍時期的敦煌社會與文化。

　　黑水城出土重要文獻，按照文獻內(nèi)容可劃分為世俗文獻與非世俗文獻兩大類，非世俗文獻中佛教文獻占絕大多數(shù)。我主要研究的是世俗文獻，這些文獻大量被翻譯成西夏文，這種現(xiàn)象很有意思。

　　世界各地都有這種文獻被大量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的現(xiàn)象，比如翻譯成中文的佛經(jīng)，其內(nèi)容及文化背景，都不是中國的，但是大家都在用，并且比較熟悉。在歐洲則有希臘書籍被翻譯成英語、拉丁語等等。

　　在研究關于敦煌歸義軍時期文獻時，我主要關注的是寫本而非文本。以西方寫本學的方法來研究，我最終關注的是這個社會，所以我的焦點從文獻轉(zhuǎn)到人，尤其是當?shù)厝恕?/p>

　　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的敦煌學研究也有不同。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研究同樣的材料，會做出不同的結果。中國學者往往從文獻學角度去做研究。寫本學在西方有它的歷史，成為一門學科后形成了自身的一些規(guī)律和常識。中國、日本也有類似的學問，這時候互相交流是非常有用的。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未來敦煌學發(fā)展的趨勢是什么？

　　高亦睿：我認為，在多語種和多元文化的視野下研究寫本，是敦煌學方興未艾的趨勢之一。通過這方面研究，我們可以獲得對中古地方社會歷史更準確的理解。我相信，通過視野轉(zhuǎn)換，我們能夠注意到以往學者未曾關注到的諸多課題和現(xiàn)象。這將使我們發(fā)現(xiàn)僅僅通過研究漢文的材料所無法發(fā)現(xiàn)的聯(lián)系和形式。

　　之前這方面做得比較少，原因之一是相關材料沒有被數(shù)字化，人們看不到這些文獻。數(shù)字化對文書學的幫助很大。以前看不到寫本照片，現(xiàn)在在網(wǎng)上能看到清晰度比較高的照片，而且不斷地更新，這對一些比較細致的研究大有幫助。除了照片的數(shù)字化以外，如果有可靠的錄文、釋文可以檢索，也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幫助。

　　另外一個很好的方向，是同時研究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寫本。漢文寫本和藏文寫本等不能分開，其他語言的材料也必須與漢文材料一起看，把它們結合起來去研究，應該會有新發(fā)現(xiàn)。

　　總之，敦煌寫本和繪畫是我們研究絲綢之路上各種社會的絕佳材料。敦煌學也是一個絕佳平臺，可以拓展傳統(tǒng)漢學的廣度、深度，并增加其復雜性和精細化程度。我們在研究時不妨放開自己的眼界，避免被單一語言所限。(完)

　　受訪者簡介：

　　高亦睿(Imre Galambos)，劍橋大學亞洲和中東研究學院榮休教授、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敦煌學、寫本專家。

　　曾編譯匈牙利-中文字典，2014年至今擔任歐洲“中國寫本研究”研究協(xié)會主席。曾擔任大英博物館“國際敦煌學研究”研究與海外項目主管，2014-2017年被ERC授予跨界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