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3月8日電(記者 趙曄嬌)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深化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在街鎮社區、各行各業落地落實。

　　浙江是經濟大省，也曾是訴訟大省，近年來卻實現法院收案數六連降。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李占國接受中新社采訪時表示，浙江三級法院主動將調解工作置于黨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堅持源頭治理，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引導更多矛盾糾紛化解在訴訟之前、消除在萌芽狀態。

　　在浙江，一個解紛端口前移、司法服務下沉、數據賦能預警的訴源治理新機制不斷完善，訴源治理“組合拳”效應持續放大。

　　將法院調解置于社會治理大格局

　　為破解案多人少這一“老大難”問題，浙江曾下了很多功夫，嘗試將人民調解、行業調解等各類調解資源匯聚到法院的訴訟服務中心，用調解緩解審判壓力。

　　“但在實踐中我們發現，由法院主導的糾紛多元化解模式很難有效形成整體合力。”李占國解釋，雖然各種解紛力量眾多，但基本上“各自為政，各管其事”，往往是“法院主導”變成“法院全管”、“最后一道防線”變成“第一線”“最前沿”。

　　這一現象引發李占國思考：“當我們將訴源治理置于社會治理體系中去看時，就會注意到社會治理資源是解釋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重要要素，而調解工作需要調動利用各方面社會資源。”

　　為了讓訴源治理各部門之間有一個更高的協同主體，浙江法院主動將調解工作置于黨委政府領導的大治理格局之中，實現從“以我為主”向“主動融入”轉變，推動形成黨委領導下的“社會調解優先、法院訴訟斷后”的遞進式矛盾糾紛分層過濾體系。

　　“一站式受理、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的協同治理能量加速迸發。以臺州市黃巖區社會治理中心為例，17個部門30個平臺機構入駐其中，23個業務窗口依次排開，幾乎囊括了所有涉及基層治理的職能部門。

　　目前，浙江90家基層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全部入駐當地社會治理中心。前端綜合受理窗口受理糾紛后，優先引導至各調解組織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再引導至仲裁或訴訟。

　　2023年，浙江全省社會治理中心統一受理各類信訪和矛盾糾紛61.59萬件，辦結60.04萬件，辦結率達97.48%。

　　讓基層“末梢”成治理“前哨”

　　訴源治理，重在源頭。如何激活治理的“神經末梢”，近年來，一種“共享法庭”新模式在浙江大地全面開花。

　　“一根網線一塊屏，不用增編建房，鎮街、村社就連上了司法外援，這就是共享法庭。”李占國介紹，每個共享法庭配備一名聯系法官、一名庭務主任和若干調解員。法官無需常駐，通過網絡、電話等就可隨時聯系，即便不會上網的老人，找到庭務主任就能聯系上法官。

　　在浙江，共享法庭觸手可及，不止在鎮街、村社，哪里有需要，共享法庭就設在哪里。

　　在麗水青田，為海外僑胞服務的共享法庭跨越重洋調紛止爭；在溫州永嘉，當地法院聯合公安機關設立警務“共享法庭”，打造縣域治理“法院110”；在金華義烏，8個商貿市場特設9家“共享法庭”，實現糾紛不出市場……

　　李占國列舉了一組數據：目前浙江已建成2.7萬個共享法庭，覆蓋100%鎮街、98%以上村社，各行業協會、調解組織、社會團體等特設共享法庭2900余個，矛盾糾紛就地化解率達76.93%，助力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數字賦能解紛場域從線下到線上

　　“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需求的響應。”李占國置身于浙江這個互聯網強省，深刻體會到數字技術通過對物理空間“脫域”，提高了糾紛化解的可獲得性。

　　“解紛從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能不能讓群眾一次都不用跑？一個把矛盾調解中心搬到線上的想法在浙江法院萌生。”李占國說。

　　2021年7月，由浙江省委政法委牽頭主管、浙江高院代建的浙江解紛碼正式對外發布。群眾有煩心事，只需掃一掃登記上傳，平臺會根據分案規則，將糾紛分流至所在地調解組織、行業性專調委或主管部門，一步成訟的案子自然少了。

　　依托浙江解紛碼，全省矛盾糾紛可實現一網受理、一網歸集、一網分流、一網反饋、實時跟蹤。

　　在浙江舟山一起標的額近7000萬元的金融借款糾紛案中，矛盾糾紛當事人身處不同地區，線下調解費時費力，效率較低。雙方當事人通過浙江解紛碼與調解員線上交流、反映訴求、上傳證據材料，打破了時空阻隔，也讓矛盾糾紛全流程有跡可循、有據可查。

　　“以一碼打破部門壁壘，鏈接信息孤島，實現矛盾糾紛調處在省域層面資源集聚、分層遞進、智能解紛。”李占國總結。

　　談及這幾年的變化，他感受頗深：“從‘法院代管’回歸到‘黨委主管’，從最早需要去社會治理中心到掃一掃解紛碼，不斷豐富的渠道從線下到線上打通了矛盾糾紛化解的‘任督二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