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解焱：保護生物多樣性為何需要全球合作？

　　中新社北京3月17日電 題：解焱：保護生物多樣性為何需要全球合作？

　　作者 凌云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三十年來，這一公約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重要作用，但全球依然面臨著物種滅絕在加速等挑戰。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開展生物多樣性研究與保護工作二十余年，在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守護共同家園，尋找應對挑戰的“密碼”，各國皆是同舟共濟的共同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生物多樣性公約》是一項保護地球生物資源的國際性公約，于1992年6月5日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這一公約締結背景和意義是什么？

　　解焱：1972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與會各國共同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生物資源保護被列入二十六項原則之中。

　　1973年，8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公約)，促使世界各國之間加強合作，以保護某些物種免遭過度開發。

　　美國著名保護生物學家托馬斯·洛夫喬伊(Thomas E. Lovejoy)在1980年提出“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一詞。這背后蘊含的意義在于，科學界從強調保護某一個瀕危物種，到更加清晰認識到地球生態環境需要生物的多樣性。

　　物種之間存在著共生、競爭等復雜的關系，正是因為這樣的復雜關系才得以讓我們的生態系統維持健康。越來越多國家因為加速消失的物種，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正如《公約》開頭所述：“締約國，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確認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全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這一公約的簽署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意義，即締約國有了相同的目標和方向。

　　中新社記者：三十年來，締約國在保護地球生物資源方面作出許多積極貢獻，但也受到單邊主義掣肘。保護生物多樣性當前面臨哪些挑戰？為何需要全球合作？

　　解焱：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的三十年時間里，雖然在理念上達成了一致，但是從實施效果來看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還不夠理想。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2019年發布的數據報告，有一些觀點讓人印象深刻：物種滅絕正在加速；現在約有100萬種動植物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

　　保護生物多樣性需要全球合作，從一個維度來看就是動物的遷徙和活動沒有國界，比如北極燕鷗在北極繁殖，但要到南極去越冬，每年在兩極之間往返一次。

　　第二個維度，諸如馬達加斯加這個國家生物多樣性的特有性非常突出，代表物種狐猴，有100多種。如果有一天某種類的狐猴在馬達加斯加消失，也就意味著在地球上消失了。

　　第三個維度，在面臨新冠疫情全球暴發等突發事件時，人類“活動壓力”增加，生物多樣性保護怎能僅靠一國之力完成？只有同舟共濟，方能應對挑戰。

　　中新社記者：《公約》非常強調各個國家的國際義務。以你在國際組織工作的經歷來看，保護生物多樣性工作如何才能調動各個國家的意愿？

　　解焱：2005年，我進入世界著名的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負責中國項目，我有機會到羌塘研究藏羚羊，安徽研究揚子鱷，前往東北研究東北虎……國際組織的工作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問題，歸根結底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問題。

　　只有當地人收入穩定且有保障，并受益于生態和動植物保護時，他們才能夠加入到保護身邊物種的行列中來。同樣，國家也是這個道理。

　　各國都需要認識到健康的生態系統正是基于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需要為此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而也只有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才可能在“一盤大棋”的背景下，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智慧”協調，與土地資源規劃相協調。

　　中新社記者：在自然保護地體系發展和瀕危物種保護方面，中國取得了哪些進展？

　　解焱：中國幅員遼闊，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從瀕危物種保護到棲息地保護(自然保護地)，再到后來慢慢認識到增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促進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不斷革新。

　　理念之外，2021年10月發布的《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揭示出具體行動。自1956年建立第一批自然保護區以來，中國已建立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近1.2萬處，約占陸域國土面積的18%。

　　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為保護棲息地、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奠定基礎。2015年以來，先后啟動三江源等10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整合相關自然保護地劃入國家公園范圍，實行統一管理、整體保護和系統修復。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自然保護地體系，90%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和71%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得到有效保護。

　　中新社記者：你曾表示，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過程中積累的成功經驗應為更多國家所用。可供借鑒的“中國方案”是什么？

　　解焱：國際推動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要各個行業發展與國家生態安全需求相協調。這是世界各國面臨的難點。而中國通過實施“多規合一”的空間規劃戰略，根本解決了過去各個部門規劃之間的矛盾問題，將生態保護納入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劃。自2011年開始至今，已經50.4%的國土空間劃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實施財政資金轉移支付。這是一個巨大規模的長期生態補償形式，已有800多個縣享受到該政策。

　　生態保護紅線是中國國土空間規劃和生態環境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創新。中國創新生態空間保護模式，將具有生物多樣性維護等生態功能極重要區域和生態極脆弱區域劃入生態保護紅線，進行嚴格保護。

　　此外，中國正在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是生態紅線的核心組成部分，這些與生態相關的規劃通過“一張藍圖繪到底”得以主流化到社會經濟發展之中。

　　中新社記者：你曾主導建立了中國“保護地友好體系”，推動自然保護地的社區生產生態友好產品，以緩解自然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在你看來，緩解自然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的密碼是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面對恢復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任務，東西方應如何團結協作，共克時艱？

　　解焱：這個可以用吉林省琿春市種植大雁米的故事來解答。琿春敬信濕地，是當地村民生產水稻的地方，也是候鳥棲息地。人鳥矛盾在候鳥遷徙季時有發生。當地成立了琿春市大雁米種植專業合作社，通過和動物環保組織合作種植大雁米，支持農民學習有機生產方式，購買有機肥料等。這個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在于除草問題，人工除草成本大，后來農民通過養殖鴨子來“除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鴨子還可以進行“二次”銷售。同時因為生態環境的改善，“觀鳥旅游”也為當地居民帶來收益。

　　這樣的模式可以在自然保護地體系進行推廣，讓當地居民受益于自然保護，投入到自然保護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確實面對恢復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壓力，此時我們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建立危機意識，建立生物多樣性與每一個人和每個國家之間的相關性意識，同時通過東西方合作，通過創新機制等方式找到激發生態服務價值的方法，服務于當地居民。(完)

　　受訪者簡介：

　　解焱，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保護地友好體系發起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存續委員會執委，曾任國際動物學會秘書，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中國項目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