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陳志武：人類如何與風險博弈推動中西方文明發展進程？

　　中新社香港4月30日電 題：人類如何與風險博弈推動中西方文明發展進程？

　　——專訪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經濟和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陳志武

　　中新社記者 韓星童

　　今天的世界正籠罩在疫情、戰爭陰影之下，迫使人們回首歷史，期望從中尋找生存的答案和關于未來的新希望。在歷史長河中，人類受到暴力、戰爭、傳染病、災害等風險事件沖擊，人類如何成功應對這些威脅并生存下來？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經濟和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梳理人類文明發展歷程，探討文明創舉如何形塑我們當今生活的世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當今世界正變得不太平，戰爭與其他暴力再次上升，歷史是否一直如此？文明發展有進步嗎？

　　陳志武：過去40年世界總體上太平，全球共同繁榮多贏，全球化成為各國追求。但近幾年，種族歧視事件在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頻發，烏克蘭戰爭則是更具體的地緣沖突矛盾演變成暴力，讓不同群體越來越感到沒有安全感。

　　盡管歷史上戰爭、災荒等事件非常多，但從具體數據看，過去幾千年，無論是戰爭死亡率還是一般暴力死亡率都顯著下降。原始社會時期，每年10萬人中有約525人死于戰爭、約600人死于一般暴力；到了21世紀初，每年10萬人中，死于戰爭和一般暴力的人數分別下降至0.3人和0.8人。從這個意義上看，人類文明進程非常顯著。

　　人們對生活中暴力的容忍度也發生很大改變。在西方，古羅馬人的娛樂之一是在斗獸場看人與野獸決斗，今天很難想像這是一件刺激享受的事情；在中國，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北宋二十四孝磚雕之郭巨埋兒”，其中一個故事版本是郭巨為了養活母親要將兒子活埋，到了當今中國，幾乎無人會去推崇這種極端表示孝道的方式。

　　所以盡管短期來看，當今社會發生了種種事情，但若將歷史時間軸拉長，會看到人類發展的走向并不那么悲觀，而是越來越放棄野蠻，走向文明。

　　中新社記者：通常生產力被用作評判人類進步的標準，而您在新書《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中提出人類風險應對能力這一指標，可否跟我們談談為何？

　　陳志武：以往學者介紹社會、歷史、經濟時，總會強調判斷人類是否進步的唯一指標就是生產力。但這一指標容易忽略文化與制度文明的發展貢獻，例如儒家文化、古希臘文化、基督教文明等，所以有必要加入另一度量指標——人類風險應對能力。

　　以影響中國社會的儒家文明為例，盡管它沒有為中國社會帶來實質性的科學技術變化，但通過名分等級秩序等方式結構化、組織化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強化了人與人尤其是宗族成員之間互通有無、風險分攤的能力。

　　孔子在《論語》中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儒家的關注重點歷來不在于提高生產力，而是提升人的風險應對能力，將發展社會的中心放在強化人的互助、資源共享，增加安全感。這也是為何當新冠疫情暴發，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及地區，如中國內地、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人們對于戴口罩、不出行等約束性行動接受程度較高。

　　總之，不能只用生產力判斷文明進步程度，也要根據這一文明如何在社會層面構建人際關系、塑造了人的內心世界，使其更好地應對風險挑戰。因此人類文明發展史不只是生產力提升的歷史，也是風險應對能力提升的歷史。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風險主要有哪些？風險如何催生文明，甚至是推動文明？

　　陳志武：風險是相對于“正常”狀態而言，任何偏離正常的事件都是風險。工業革命前，中西方各國都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自然風險成為人類社會面對的共同挑戰：旱災、水災、蝗蟲、火山爆發、地震等。一旦這些事件發生，人們的生活就偏離正常，引發各種暴力甚至戰爭。

　　但工業革命后，出現全新的人造風險，比如失業風險、金融危機風險、通貨膨脹風險、政策風險等。

　　文明化創舉主要看其可否保障人類正常生活，使他們即使面對災害也無需使用暴力。這些創舉通過重新組織人際關系、社會結構，使人際資源共享、風險互助更加可靠，在本質上會推動文明向前邁進。

　　文明創舉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方面。物質文明如防范外敵入侵的長城、壕溝，防范氣候波動的農耕器具和跨期儲存食物的壇壇罐罐，當這些東西被發明出來，人們應對氣候災害的能力就會得到提升。

　　至于非物質文明創舉，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我小時候在湖南長大，讓小孩子守規矩最管用的就是“雷公”神話，“雷公”會看著每個人，如果你做了壞事，“雷公”哪天就會打雷劈你。實際上，這種現象就是人類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最早的一種反應，對人類建立規則和秩序、強化人際合作、降低暴力，貢獻很大。

　　中新社記者：在規避風險、解決沖突的做法上，中西方有何異同？這種經驗是否能互相借鑒、互相影響？

　　陳志武：差異主要表現在軸心時期中西方解決風險挑戰的方式選擇上，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同文化與制度需要。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發明了四大類解決風險挑戰的辦法。

　　第一類是基于血緣建立人際互助需要的信任網絡。中華文明至少從周朝開始就基于這樣的選擇，重點依靠血緣建立安身立命保障。以血緣網絡應對“不正常”事情的邏輯在中國社會一直沒有變過。

　　西方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總體上也依賴血緣網絡解決人際互助需要。然而，公元4世紀后期基督教在歐洲逐漸盛行后，教會將人們的避險依賴逐漸轉移到宗教網絡。這就是第二類規避風險的辦法——基于宗教信仰的互助。

　　第三類辦法則是金融市場、商業市場。金融市場的出現對提升人類應對風險能力邁出了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一步。德國等歐洲國家從19世紀后期開始，相繼推出第四種辦法，即提供豐富的社會保障的福利國家。

　　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在應對風險挑戰方面的手段差距很大：中國社會基本只有家庭和宗族可以依賴，而西方社會還有宗教網絡、市場和政府福利提供的避險救急服務。這種差別塑造了中西方在過去兩千年的不同文明發展路徑，也造就了當今中西方文明的差異。

　　中新社記者：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日，人類風險應對能力不斷提升，是否還存在新的風險或挑戰？

　　陳志武：人類通過運輸技術、商業市場等文明化創舉，基本解決了原本赤裸裸的自然風險挑戰問題。但到了現代，為解決一個風險，不論是貨幣刺激、財政刺激政策還是福利國家手段，都會不斷帶來新風險。比如美國，過去兩年多為抗擊疫情，作為央行的美聯儲發行那么多鈔票，美國財政部給各類人士寄支票、發錢，動輒每人幾百甚至上千美元的政府支持。這樣一來，很多人不愿意工作，在家等政府送來支票，出去買各種東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達8.5%，達到過去幾十年來的新高，通脹風險大大增加。這也是人類面臨的新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新的人造風險。

　　到了現代社會、現代國家以后，自然風險已被解決得很好，但人造風險卻越來越唱主角，成為人類面臨的更大威脅。人類未來幾十年，乃至幾百年，會繼續探索解決人造風險的辦法。雖然探索歷程時有曲折迂回，但慶幸的是，人類在解決風險挑戰的過程中會更加文明，受到暴力沖擊的概率會繼續降低。(完)

　　受訪者簡介：

　　陳志武是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經濟和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是金融經濟學、證券估值、新興市場、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專家。陳志武也是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博茂集團首席顧問，以及中國石油股份公司、中國交通銀行、諾亞財富的獨立董事，曾經為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華爾街》和《貨幣》學術總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