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6日電 題：“詩家”卞之琳：東方意象，西方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天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子們對老專家學者稱“先生”，對黨政干部稱“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稱呼他“老卞”。

　　1929年暑假，19歲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車上坐在他對面的正是剛考進清華大學西語系的錢鐘書。兩人年齡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為名噪一時的才子，只是80年代之后，錢鐘書聲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卻似乎未再回到聚光燈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進入了新世紀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種魔法永遠定格在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的《斷章》之中。

　　他的老友、詩人馮至曾說：“生物學上有一種孑遺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銀杏、動物中的大熊貓，我就是這樣的孑遺生物。”或許因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賞這個說法。他還曾多次提到，年輕時去看北平昆曲藝人演出，觀者寥寥，幕布上繡著兩句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他每次說起，都有無限的感慨。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詩刊》社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探討中國新詩的過去和未來。胡喬木作報告，強調五四以來新詩的成就，指出新詩壇產生了公認的大詩人，分別是冰心、郭沫若、馮至、卞之琳。

　　卞之琳后來對友人說，自己稱不上是major poet(大詩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詩人)。

　　他的《十年詩草》再版了。他戲仿《文心雕龍》，為詩集起名《雕蟲紀歷》，稱自己的詩歌“只在歷史博物館或資料庫的一個小角落暫時可能占一個位置而已”。

　　《現代派詩選》將他的詩列在了篇首，《現代朦朧詩選》則將他的作品歸類為現代朦朧詩。

　　在這之前，一批境外學者已經開始關注卞之琳。

　　香港學者張曼儀是其中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里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魚目集》，后來她和朋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想找尋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卻著實不易。《數行集》是從洛杉磯加州大學復制的，《十年詩草》則是從哈佛大學拿到的膠卷。

　　荷蘭漢學者漢樂逸也關注到了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的詩歌有東方意象，又明顯受西方現代詩影響，有明有暗，有陰有陽，耐人尋味。但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關于他的詩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對他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因此，他選擇了卞之琳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題目。

　　1979年，漢樂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續(xù)之后見到了卞之琳。他告訴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詩體翻譯莎士比亞悲劇。

　　漢樂逸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卞之琳談了自己的翻譯、格律主張，也回答了不少有關詩歌創(chuàng)作的問題。

　　后來卞之琳在一位企業(yè)家資助下，去荷蘭參加了漢樂逸的博士論文答辯。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后，論文修訂稿被引入中國，題為《發(fā)現卞之琳：一位西方學者的探索之旅》。

　　“文革”結束后，卞之琳開始突擊翻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他1954年譯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譯制廠的《王子復仇記》就是根據這個譯本整理的配音。有別于朱生豪等人的散文體譯本，他應用了自己對新詩的格律主張，用詩體來譯注。但后來運動越來越多，他只能擱筆了。到1984年，他總算譯出了《奧賽羅》《里亞王》(即《李爾王》)和《麥克白斯》。

　　出版的時候，他頗為清醒地說，自己已有20多年沒有接觸國際莎學，原先知道的一丁點已經忘得一干二凈，對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藝理論也不愿意茍同，因此跨度30年的《譯者引言》就算為歷史留痕。

　　他沒有再譯注莎士比亞其他作品。同為莎學研究專家的王佐良評價，在莎士比亞的詩體翻譯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擱筆20多年后，卞之琳也嘗試提筆寫詩。卞之琳拋開民歌體的束縛，追求用典，尤其講求格律。詩人北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詩歌在押韻、節(jié)奏方面十分嚴謹，幾乎無懈可擊。張曼儀也認為，詩歌有西方現代詩的味道，叫人想起奧頓和艾略特的筆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許因為感情經過了多年壓抑，這些詩歌無法與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師范大學四年級學生江弱水偶然接觸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種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級感。他正學寫詩，于是試著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卞之琳求教。三周后，卞之琳給他回信，寄來了《雕蟲紀歷》，并用鉛筆給他的每一首詩都做了批注。

　　從此，江弱水與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通信。現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認為中國新詩100年來，前50年寫得最好的詩人是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后期的詩風轉變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真心將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擁抱中國大地上發(fā)生的變化。

　　他說，卞之琳深受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影響，紀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經化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譯過紀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紀德，曾在一篇譯者序中如此形容：紀德的風格向來是極富于《圣經》體的兩重美處——靈性的熱烈與感官的富麗，像雪白的火焰與金黃的水波。

　　紀德50歲之后被認為思想兩度“轉向”，先轉向“左傾”，去訪問蘇聯后又轉了回來。但紀德自己并不這樣認為，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改變過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著。

　　他曾說：“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進步。”他在日記中寫道，一種總想調諧的要求曾經折磨著自己。

　　卞之琳很贊同紀德的觀點。他說：“順著一條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條曲線上，我們能說到哪一點算是‘轉向’呢？也許他只是走快了一點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說起“螺旋式上升”這個概念。

　　“不這樣，會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說，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教授趙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后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他常去卞家，有時并不事先相約，但無論什么時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是江蘇海門人，少小離家，卻保留了家鄉(xiāng)口音，旁人與他說話總像是隔了一層，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錯。但趙毅衡覺得，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里，真正達到世界文學水準的只有卞之琳的詩和張愛玲的小說。

　　周良沛那時在編《中國新詩庫》，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樓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頂層，別人家在搞裝修，卞家墻面上的石灰卻在脫落。

　　周良沛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獨自在家。大書架把外面的光線擋了，白天也要開燈，他就在那里伏案寫作。門外街巷里熱熱鬧鬧，門內卻像是古代寒窗苦讀的人，是舊版線裝書里的故事。

　　寫詩不成了，譯注工作也收了攤，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過往的著作。

　　訪美回來寫的詩歌發(fā)表沒幾天，他已經開始修改其中的字詞。自選自編20世紀30年代的詩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刪一兩個字、哪里添上一兩個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張。他曾給周良沛寫信，懇求其饒了他，別把他的某個作品收入選集。

　　他對于詩歌的解釋也有固執(zhí)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說起《斷章》讓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態(tài)皆為風景，卞之琳糾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種相對、平衡的觀念，絕不可做別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寫出來，對詩歌的再創(chuàng)造就交給讀者了，豈是作者能統(tǒng)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產生不被理解的難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這份完美太遙遠，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社科院外文所后輩去看望卞之琳，回來說起一個發(fā)現：卞之琳喜歡吃炸馬鈴薯片，聽它咬碎時發(fā)出的響聲。

　　能懂他的人日漸凋零。他曾與北大同學李廣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漢園集》，在20世紀30年代的詩壇引起轟動，“漢園三詩人”的名號因此得來。他們無所不談，尤其愛聊散文。

　　他的學生、后來成為圣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裘小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卞之琳曾不無感慨地對他說，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廣田成為大學校長，自己則是以翻譯為主，詩歌創(chuàng)作這條路實在是很難走下去的。

　　卞之琳喜歡給老友馮至打電話，多的時候一天兩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靈，馮至說話聲音必須很大，掛了電話往往疲憊又感傷。

　　馮至曾告訴別人，卞之琳耳朵聽不清，總是自說自話，也許他太寂寞了，但不這樣，會更寂寞。

　　卞之琳80歲那年，他執(zhí)教西南聯大時的學生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編輯策劃了《卞之琳與詩藝術》一書，為他賀壽。馮至為他的生日賦詩一首：不管命運怎樣戲弄你的盆舟，你的詩是逆水迎風的檣櫓……不必獨上高樓翻閱現代文學史，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

　　十年后，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再次發(fā)起卞之琳學術討論會，為恩師賀壽。

　　袁可嘉從美國抱病前來，下飛機后卻聽說，卞之琳在當天上午去世了。這天正是他農歷90歲生日。

　　原定的會議如期召開，只是賀壽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愛白玫瑰，袁可嘉將兩朵白玫瑰輕輕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許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歷史的深山古剎隱居的人，離開也是一種平靜。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書房的樣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風沙，卞之琳安靜地坐著，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