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5月13日電 題：技術如何助推世界文明？

　　作者 蘇琦 書評人

　　《世界文明中的技術》是英國技術史學者阿諾德·佩西(Arnold Pacey)于1991年出版的著作，2021年英國漢學家、科技史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受邀與佩西共同修訂，由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本書以全球史的視野，側重技術對話、環境限制和工業革命三個方面，概述了公元1000年起的世界技術發展傳播史。

　　本書講到，日本明治維新后引進西方紡織技術時，是選擇性引進，如引進了紡紗機，但沒有引進織布機。因為日本織布工人多，引進織布機浪費人力資源，再加上引進成本，并不劃算。此例充分符合本書意旨：任何成功的技術被引進后都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應性改動，這也是一種再創新。

　　具體情況包括既有技術水平，以及人力資源、商業組織水平、流通網絡疏密、市場發育程度等，這些都決定著技術引進選擇和引進后的變遷路徑。在本書作者看來，明治維新前日本在這些方面做得不錯，奠定了較為有利的技術引進環境。重視紡織等輕工業部門的技術升級，將日本的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資本，支援了煤炭、造船、鋼鐵等重型產業，并消化其部分產能，而重工業則不斷從技術和裝備層面反哺輕工業。

　　中國的例子也證明了這點。改革開放初，主要從日本引進的重工業先進技術典范寶鋼項目，與上海工程師周末去長三角鄉鎮企業進行技術指導——頂層技術引進趕超與填補市場需求的低端技術及產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技術引進成功與否，僅取決于引進意愿以及是否能進行適應性改造嗎？并不是。技術或許中立，但技術引進和創新從不是單純的技術事件。

　　譬如與日本明治維新同時代的印度和中國的現代化。諸多解釋中，技術引進和再創新頗有市場。常見的說法是，中國起初因滿清權貴怕危及自身統治，反對技術引進和變革，洋務運動又貪大求洋、消化不良。印度的問題則是因殖民者有意對印度去工業化，如初期限制技術水平先進的印度棉布出口到英國，而后英國技術彎道超車，又對印度大搞傾銷，再后來則只給印度一些有利于殖民者利益的技術。

　　這些說法都部分正確，但略失之于簡單化。如英國和印度的技術競爭中，本不應指望帝國主義慷慨無私，并認為英國的勝出是因其更心狠手辣、更國家資本主義，而印度則敗于沒有防人心機和組織一盤散沙。艦炮本身就是技術的象征，艦炮臨門那一刻就意味著，對方已經走過了一條漫長的技術和組織變革之路。

　　中國的情形更復雜。有學者指出，中國當時的紡織業一度有半工業化的理性選擇，即紡紗用機器、織布更多用傳統織機。官督商辦的重工業雖弊端叢生，也培養了不少人才，積累了管理經驗，日后更是作為官僚資本成為新一輪工業化的基礎之一。與技術引進模式相比，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導致的政治博弈力和市場控制力低下，以及工業化進程被一次次戰爭打破，應被放到更高位置。

　　總之，技術引進、互動和創新的成敗得失從來都是復雜的，涉及各種因素。日本明治維新輕重結合的成功經驗背后，其實遮蔽了工業農業孰先孰后的路線斗爭。類似爭論其實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持續過一段時間，路線抉擇也不完全取決于經濟技術層面，地緣政治壓力和階段性趕超可能性的認知也是重要因素。改革開放后“兩條腿走路”的模式，在之前也有所鋪墊，如1970年代“四三方案”引進成套設備和社隊企業遍地開花相映成趣，前者指向寶鋼路徑，后者則為鄉鎮和民營企業勃興打下基礎。

　　每個經濟體都有各自的傳承，也時刻面臨當下的資源限制。在應對過去和現實的掣肘和挑戰中，未來路徑便不知不覺被鋪就。比如贏得政治統一獨立和經濟自主權后，中國和印度同為發展中國家，走出不同的技術發展路徑，里面有繼承的產業結構、經濟格局、利益集團分布、地緣政治環境等諸多歷史和現實條件等諸多差異。這又為雙方先后啟動的市場化進程打下了不同的基礎，影響到之后的技術路線——更強有力的政府之手、更強大的國有資本，使大規模基建和技術引進成為可能，這些和更大規模識字人群即產業大軍以及眾多社隊企業變身的鄉鎮和民營企業疊加，令中國的世界工廠模式橫空出世。而印度走上信息科技密集型的發展之路，則與其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基礎相對薄弱有很大關系。

　　該書的另一主題，是“非西方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迎來原創時刻”。人們通常認為，西方通過科學革命和技術問題概念化實現工業革命的突破，長期處于技術引領者地位。現代化的“優等生”日本就被認為更擅長市場應用型創新。本書則認為，戰后日本技術路線之所以偏向市場需求，是因為“和平憲法”導致其無法發展美國式的國防科工綜合體模式，而非缺乏技術研發興趣和能力。美國的原生技術，很多也是市場需求引發的。

　　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在基礎研發和原生技術上的突破，會如何改寫全球技術創新和互動版圖，將成為學者的研究和書寫對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