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日電 題：中法關系發展得益于何種內在力量？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曹然

　　小時候，娜塔莉·戴高樂聽父親講，她的曾祖父常說：中國的文明比有記錄的歷史還要悠久，全球發展不能沒有中國，中國的力量無法忽視。

　　1964年1月27日，娜塔莉的曾祖父、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跨越“冷戰”的陣營對立，與中國建交。60年后，法國是中國在歐盟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法國的亞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貿易伙伴。如今從商的娜塔莉，多次以公共外交“使者”的身份往來于中法之間，實現了曾祖父生前未竟的訪華心愿。

　　“歸根結底，中法關系的內在力量在于長期穩定和不斷創新。”2023年12月最近一次訪華時，娜塔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深入骨髓的“戴高樂主義”

　　自1964年以來的歷任法國總統，無論是偏左翼的希拉克、偏右翼的薩科齊，還是如今的馬克龍，外交戰略都未曾大幅偏離“戴高樂主義”。雙方的政策延續性，推動中法率先建立全面伙伴關系，率先開啟戰略對話，最早開展民用核能合作，創造了中國和西方國家外交的諸多“第一”。

　　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上臺后，修復了美國和歐洲盟友的關系，試圖推動主要伙伴在“印太戰略”等對華政策領域和美方保持一致。不過，法國總統馬克龍沒有“跟隨”華盛頓的步伐，還明確發出不同聲音。

　　2021年，時任法國外長勒德里昂表示，法國“印太戰略”不會基于“和中國對抗”。同年更新的法國外交戰略中，保留了將中國視為“重要合作伙伴”的描述。第二年，法國財長勒梅爾在美國公開演講時說，當前的國際形勢是“美國想和中國對抗，而歐洲希望與中國接觸”。

　　這并非法國政府第一次和美國“對著干”。從1964年戴高樂決定與中國建交，到2003年希拉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再到馬克龍在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期間成為第一位會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的西方領導人，法國資深外交官馬蒂厄·德羅因說，美國需要認識到“擁有一個能獨立思考的盟友很有價值”。

　　曾擔任歐洲多國外交部政策顧問的芬蘭政治學家科爾霍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戴高樂主義”在今天最直接的體現，還是法國的“戰略自主”觀念。

　　法國是唯一一個同時具有七國集團(G7)、北約、歐盟成員國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的國家。法國一直致力于在世界發揮領導力，且應當通過法國參與創建的聯合國安理會、歐盟等多邊機制發揮領導力。這是歷任法國總統的信條。希拉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關鍵理由，就是“多邊主義至關重要，美國也不能例外”。

　　就歷史經驗而論，很多現代外交理念肇始于法國。1624年，黎塞留被法王路易十三任命為首席大臣。他認為外交需要有效的中央集中決策和職業化的部門及官員，在1626年創建了歐洲最早的外交部，其影響延續至今。

　　前法國外交官、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西莉亞·貝林指出，今天，法國的外交決策機制依然是西方世界的“異類”。無須通過國會，總統就可以直接完成大部分外交政策制定及大使任免工作。

　　此外，法國外交部擁有一支獨立于公務員體系的外交官隊伍，人員規模為世界第三。這使法國具備了西方國家中少有的外交戰略延續性。前總統奧朗德就強調，要建立“穩定、可持續、可預測的中法關系”。

　　從希拉克、奧朗德、薩科齊到馬克龍，都有論者提出他們“走出了戴高樂時代”，但更多的分析認為他們只是采取了“更現實主義的戴高樂主義”。“一些法國學者喜歡談論‘告別戴高樂時代’，但對外部觀察者來說，戴高樂主義早已深入到法國外交的肌理中。”科爾霍寧說。

　　法國和中國“對脾氣”

　　1964年，在中法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的記者會上，戴高樂講道：“法國對中國的承認只是對世界的現實承認，我相信其他國家政府遲早會效仿法國的做法。”

　　戴高樂的預言成真。中法建交后，西方國家掀起了一波與中國的“建交潮”。20世紀60年代出任美國國務卿的臘斯克曾表示，中法建交“在密不透風的鐵板上撕開一道裂縫”。

　　不只如此，1984年，中法合作的標志性項目大亞灣核電站開工建設，開啟中國和西方核能合作的第一步。1997年，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全面伙伴關系，法國是第一個與中國建立這種新型關系的西方國家。

　　2001年，中法首先開展“戰略對話”，此后美國、英國、歐盟等相繼開始和中國開展“戰略對話”，揭開中國“戰略關系外交”的新一頁。2003年，歐盟和中國最先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第二年，中法關系即由“全面伙伴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這些合作帶給法國諸多利好，法國先進制造、基礎設施及能源龍頭企業得以參與大亞灣核電站、京滬高鐵、C919客機項目等。2015年，空客亞洲首家工廠落戶中國。2019年，法國能源公司道達爾與中國國家電投簽署協議，在內蒙古開發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項目之一。近年中國企業對法國車企及電力企業的大規模投資，亦促進了法國國內相關產業發展。目前，雙方還同意在第三方市場，特別是非洲探索合作項目。

　　馬克龍多次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所謂“緊張局勢”不是歐洲人的危機，歐洲更重要的任務是構建自己的安全體系。

　　西方媒體披露，在G7峰會、北約峰會等場合，馬克龍及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多次推動在聯合聲明中刪減、弱化針對中國的言辭。近兩年，法國政府積極推動歐盟恢復和中國的高級別接觸。中法2022年進行5次高級別會晤和10次通話，頻率居歐洲各國之首。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表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具有歷史使命感的大國，中法超越集團對抗，堅持求同存異，無論是發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一致聲音，還是堅持解決巴以沖突的“兩國方案”，無論是推動達成氣候變化《巴黎協定》，還是成功舉辦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都為不同歷史背景、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的國家間交流合作樹立了典范。

　　馬克龍說，法國和中國“對脾氣”。“我們在一起大有可為。法中友誼萬歲！”2023年4月的訪華行程剛剛結束，馬克龍就在社交平臺用中英法三種語言發文。

　　平衡與深化

　　法國強調其“印太戰略”并非對抗中國，且也將中國視為在該地區的合作對象。這一對華政策和美國及其他盟友的立場有較大的差異，也面臨歐盟整體政治環境的挑戰。

　　2019年，歐盟提出對華關系“三重定位”，即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體制性對手，法國外交戰略隨后跟進調整。法國前外交官皮埃爾·莫科斯指出，馬克龍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其與北京的關系局限于單一維度”。但隨著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思潮興起，法國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墨卡托研究所指出，一些歐洲國家和擁有悠久漢學歷史的法國不同，政界缺乏對中國的客觀信息，導致在國家層面很難對中國形成“基于事實的認知”。

　　“法國的外交最常面臨的問題就是難以掌握好‘平衡’，以至于同時將幾方都惹怒。現在，馬克龍需要避免被陣營的任何一方誤解。”長期觀察法國政治的多倫多大學榮休教授拉里·勒杜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一些細節層面上，馬克龍已經在推動歐洲形成相對積極的對華共識。2023年初，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出在經濟、外交、地緣政治等領域對華“去風險”。但此后，歐盟將“去風險”聚焦到經濟安全領域，并進一步減少到半導體、人工智能等四個具體領域。美國媒體報道稱，如果不是一些成員國的努力，“被涉及的行業將會更多”。

　　法國投資銀行Natixi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加西亞·埃雷羅指出，即使在經濟領域，歐盟的“去風險”也不可行，歐盟需要從中國進口清潔能源技術實現脫碳，“即使歐盟決定通過從另一個經濟體進口來快速降低風險，任何地方都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滿足歐洲對綠色技術的需求。歐盟也不能追隨美國的道路，因為它缺乏補貼再工業化進程的財政空間”。

　　“商業和外交的關系是互補的，而且是必要的。”娜塔莉說，“當然，推動中法關系發展，還需要充分了解對方的文化、傳統、歷史和社會，這包括對細微文化差異的感知，以及對中國和歐洲之間復雜的地緣政治動態的深刻理解。”

　　2023年12月1日起，中方對法國短期來華人員實施15天免簽政策，法方宣布中方有在法學習經歷的碩士文憑持有者可獲5年簽證。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稱，我們愿以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和巴黎奧運會為契機，同法方共同深化文化、教育、語言、影視、旅游、地方、青年、體育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為中法關系凝聚更多生機勃勃的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