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6日電 題：澳大利亞學者張磊夫：從《三國演義》開啟西方視角的后漢史研究

　　作者 任雨萌

　　在當代研究中國東漢及魏晉史的澳大利亞知名學者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筆下，東漢的分崩離析從洛陽一場大火開始。他戲稱自己很可能是“英語世界里唯一讀過《后漢書》全文兩遍(一次是正文，一次是注釋)的人”，而與三國歷史研究的緣分，始于中國長篇章回體小說的開山之作《三國演義》。張磊夫憑借其學術成就，于2011年獲頒被稱為“漢學界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獎。

　　“三國時期的中國英雄輩出，就像歐洲的亞瑟王和查理曼大帝一樣。但不同之處在于，三國群雄逐鹿，有《后漢書》和《三國志》等真實的歷史證據作為依托；后者卻只流于傳說。”張磊夫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談及與三國歷史結緣的故事時如是說。

　　《三國演義》vs. 三國歷史

　　現年88歲的張磊夫師從《漢代官僚制度》一書的作者、已故瑞典漢學家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在他門下，張磊夫接觸到《三國演義》并愛上了這部中國古典名著。“要準確地研究三國歷史，就必須研究漢朝的滅亡。”張磊夫最終掌握了閱讀古代漢語史料的能力，從而能夠深入探索那段歷史。

　　在對東漢及三國時期歷史進行深入研究后，張磊夫發現，在對主要人物的刻畫和對特定歷史事件的解讀方面，《三國演義》與真實的歷史存在許多不同之處。對于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張磊夫認為，小說是從流行的坊間故事和戲劇中發展而來的，在街頭巷尾的說書人口中，劉備是廣受歡迎的英雄人物，與反派曹操斗智斗勇。正如宋朝詞人蘇東坡在《東坡志林·懷古》中寫道：涂巷中小兒薄劣……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劉備的正面形象由此延續至元末明初羅貫中創作的《三國演義》中。

　　東漢洛陽vs. 羅馬帝國羅馬城

　　張磊夫于2017年出版的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中譯本《洛陽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漢史》于2023年5月在中國出版)，將東漢置于世界史的大視野中，是第一部以西方語言撰寫的東漢通史。書中以東漢首都洛陽的命運作為東漢興衰的標志，并將洛陽與彼時的羅馬進行對比。當時，羅馬與東漢并無密切往來，對于彼此知之甚少。僅通過絲綢之路和海運進行貿易，中國絲綢和羅馬玻璃制品是主要的流通商品。

　　張磊夫指出，淺層來看，東漢末期與同時期羅馬帝國很相似：洛陽城與羅馬城都有約40萬人口，東漢和羅馬帝國疆域面積也類似，總人口都在5000萬左右。技術領域，東漢與羅馬帝國在建筑、陸路和水路運輸，甚至醫學水平上都相當。

　　然而，在其他方面，兩者差異很大。

　　首先，羅馬帝國由眾多民族和文化組成，既包括高盧和不列顛的部落，也包括高度文明的希臘和埃及。一個受過教育的羅馬人能熟練使用希臘語，就像使用母語拉丁語一樣。而漢代使用統一文字，各地僅方言不同，以此形成共同的文化背景。

　　其次，兩國均依賴于自給自足的農業，但中國的農田由小農和大地主的佃農耕種，而在羅馬帝國，大量耕種等工作由奴隸完成，自由民是一種可識別的社會階層。

　　再次，早期羅馬帝國統治者通過類似于代議制民主的政治結構來行使自己的權力，公民權是一種重要的權利。中國傳統中則是模糊提到百姓的意愿，最高統治者通過神權掌握帝位，即所謂“天命”，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

　　最后，漢朝幅員遼闊，交通往來依靠陸運與河運。羅馬帝國以地中海為中心，盡管陸路交通網絡很發達，但主要依靠海運。

　　漢學家vs. 史學家

　　或是出于對歷史的系統性研究，2011年獲得漢學界最高獎項儒蓮獎的張磊夫，并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漢學家，他更傾向于視自己為一位歷史學家。張磊夫解釋稱，“漢學可以被理解為對所有中國事物的普遍興趣，而我自認為是一名歷史學家，因為我最初接受的是西方歷史學科的訓練，我對待有關中國以及西方信息的方式是一樣的：從歷史的角度出發。”

　　張磊夫表示，“漢學意味著學者對外國文化進行研究，但我試圖從中國歷史人物自己的角度出發來思考：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人物，他們如何以各自獨特的、具有人情味的方式處理他們所面臨的境遇。”

　　張磊夫以曹操和袁紹為例解釋稱，袁紹出身于顯赫的官吏世家，他的父親和其他親戚都擔任過最高職位，四世三公，位極人臣；曹操的父親雖然地位也很高，但系宦官的養子。因此，袁紹對自己統治權的自信程度很高，而曹操則是一個來自邊緣地帶的人，對自己的地位從未有過確定的把握——因此他必須更加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歷史著作都是筆者基于已知的事實加以合理想象形成的作品。“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我們都不可能完全理解過去，但這種嘗試是值得的。”張磊夫說。

　　談及西方對漢學、中國歷史的研究對外界理解中國產生哪些積極影響，張磊夫認為，通過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研究，可以欣賞到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的成就和經歷。相比一直存在內部分裂的西方，中國持續幾千年的文化連續性令人印象深刻。“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促進人們對西方經驗成就和錯誤失敗的理解。”

　　他補充說，從這些事件中可以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相互尊重和接納分歧的必要性。

　　張磊夫自1958年開始學習中文，1964年首次到訪中國臺灣和香港。1973年，張磊夫到訪中國大陸，當時他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同事一起前往廣州、上海、北京和西安，途中經過了午夜時分的洛陽火車站。

　　隨著旅行變得更加便捷，張磊夫和妻子開啟了更多個人游。在一次旅行中，他們乘火車穿過北京八達嶺長城到達大同、呼和浩特，然后繞過鄂爾多斯經寧夏到達蘭州。另一次旅行中，他們從重慶沿長江穿過三峽，經過赤壁到達武漢。兩人還多次訪問杭州、長沙、西安和洛陽。

　　“出于對漢文化的興趣，我很高興曾到過西安和黃土高原，并參觀了秦始皇陵和漢武帝茂陵，但我最難忘的是參觀了東漢洛陽的遺址：那里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如今滄海桑田，僅剩殘垣斷壁勾勒出城鎮原來的形貌，大片農田中間還有一條現代鐵路橫穿而過。我用相機記錄下這一情景，收入了《洛陽大火》的結尾處。”

　　張磊夫說，遺憾的是，他還沒有去過曾為三國時期吳國都城的南京。他也希望能夠探索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追尋吳國和魏國的殘影。(完)

　　受訪者簡介：

　　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終身講座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園行館榮譽成員，當代澳大利亞史學界研究中國東漢及魏晉史的知名學者，2011年獲儒蓮獎。代表作有《洛陽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漢史》《國之梟雄：曹操傳》、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 Generals of the South: The Found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State of Wu,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