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27日電 題：《世界遺產名錄》中的石窟，為何近一半在中國？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寧強

　　作者 崔白露 徐雪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中，石窟類遺產是獨特類別。歷經漫長演變，石窟匯聚多種藝術形式，見證多元文明發展變遷，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

　　當前，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的20余項石窟遺址中，有近一半位于中國。中華大地上的各類石窟，不僅記錄著佛教中國化的軌跡，更展現了中外文明交流的歷程。近日，北京外國語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寧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揭秘石窟背后的文化交流史。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石窟的起源是什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演變？

　　寧強：從廣義角度看，石窟的起源與人類文明的誕生有關。洞窟是人類最初的居住空間和藝術空間，存在于從原始時期到現代社會的文明進程之中。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壁畫、浮雕，都是在洞窟中誕生，如距今一萬多年的法國拉斯科洞窟壁畫。

　　今天，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石窟，主要指佛教石窟，多與佛教實踐相關。公元前3世紀，古印度有了表現佛教題材的阿育王石柱，其后出現了以佛教石塔為中心的紀念性地面建筑和建在洞窟里的石塔。

　　完整意義上以佛像為中心的石窟寺，大約出現在公元2世紀至3世紀。這段時間，各地陸續出現最早的佛教石窟。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古犍陀羅地區，人們在山中修建石頭建筑并安置佛像；開鑿于東漢年間的新疆喀什三仙洞，很可能是中國境內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同期四川樂山也出現與墓葬相結合的崖墓佛教石窟；在新疆庫車一帶，出現了一批以居住和修習禪定為目的的石窟，墻上畫滿壁畫。

　　公元5世紀，東亞、中亞、南亞進入修建佛教石窟的高潮。印度最具代表性的阿旃陀石窟，其大規模建造年代正是5世紀，與中國敦煌石窟、云岡石窟相同，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和周邊石窟也于同期修建。

　　可以說，佛教石窟的起源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點出現的，是在石窟居住修行的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后，各地因地制宜創造實踐的結果。石窟文化也是亞洲古代文明的共同現象，是社會結構、思想、宗教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產生并流行的一種文化。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的石窟藝術之間，很可能是相互影響的。

　　2014年，克孜爾石窟、麥積山石窟和炳靈寺石窟，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遺址點，成功入列《世界遺產名錄》，也是因為當時這些地區的人們有共同信仰、生活方式，產生了石窟這一共同的文明成果。

　　中新社記者：今天，世界范圍內共有20余項石窟遺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其中近一半位于中國。中國為何會出現如此多的石窟？

　　寧強：石窟是連接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綜合體，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產物。作為一種國際化的藝術現象、文化現象、宗教現象，石窟是南亞、中亞、東亞各地共同創造的文明之花。同時，由于其特征更符合中國人的歷史觀、文化觀和審美觀，因此在中國留下的遺跡最多。

　　石窟能在中國廣泛存在，主要有三點原因。

　　一是石窟的建造，契合中國人自古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在自然山水之間開鑿石窟，匯聚天地之靈氣修行，恰好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維方式和哲學理念。

　　二是石窟的居住環境，符合中國人中庸的處事態度。中國古人注重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保持平衡，我們常說“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古代圣賢既離群索居，又并非完全脫離社會。中國石窟開鑿會選擇既有利于生活、修行，又離人口聚集區有一定距離的地方，正符合當時修行者的需求。

　　三是石窟中的藝術創作，凸顯中國人重視歷史的文化傳統。中華民族十分注重歷史的記錄和傳承，通過佛經、壁畫、雕塑等創作，人們把神的事跡、自身信仰和情感刻到墻上、置于洞中，不僅供人敬仰，還能藏之名山、傳之后世。

　　因此，中國有眾多石窟遺跡和文化成果，是歷史必然，也是幸事。今天，人們去山西大同看云岡石窟大佛，去敦煌領略莫高窟千年藝術瑰寶，中國人對石窟、對石窟文化的喜愛一直延續。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對石窟遺產的重視程度可能沒那么高，這與各地文化觀念有關。

　　中新社記者：您在近著《中國石窟之美：走進西域》中提到，人們通常認為佛教藝術是自西往東的單一模式，但其實中原或漢地對西域藝術也產生影響。結合您多年的考察調研，石窟如何體現東西方的文化交融？

　　寧強：文化交流的過程是雙向、多向的，不同文化之間會相互影響。

　　古時交通旅行、觀念傳播遠比我們今天想象的要密切。南亞僧侶東行中國傳播佛法，中國僧侶出使西域，還有來往于絲綢之路的商賈使臣，文化在人員往來之間得到傳播。

　　中國石窟文化本身并非外來文化，它從一開始就與中國傳統哲學概念、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緊密結合。中國石窟之中，可以看到中國漢地文化、西域文化，以及犍陀羅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子。

　　從出現到興盛，中國石窟體現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原始社會末期，中國漢地文化就已到達西域并產生影響。例如，新疆克孜爾石窟內的壁畫天相圖，既有西方文化中的僧人在天上飛翔，也有東方文化中月亮上的蟾蜍，融合了不同地區的文化元素；建造克孜爾石窟的古龜茲國位于今新疆庫車，當地出土的彩陶在造型和紋樣上與甘肅、青海彩陶有諸多相似；中國佛教史著名人物鳩摩羅什生于龜茲，后移民長安，將大量印度佛經譯成漢語，是一個講漢語的庫車人。

　　各國家、民族和地區都有自己的主體文化，但又通過開放包容，吸納外來文化并將其融入自身文化之中。事實上，人類文明進步就是不同文化交流欣賞、激蕩融合、共同發展的過程。

　　中新社記者：石窟是人類文明的瑰寶，當前國際上的石窟研究現狀如何？

　　寧強：起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把敦煌石窟中大量歷史文獻、佛經、壁畫、法器等文物席卷至英法美日等國，受物質條件所限，以敦煌學為代表的石窟研究，過去主要是西方人和日本人在做，中國曾處于落后地位。

　　但西方對中國石窟的研究，只是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由于石窟大多在中國，中國的石窟研究始終有主導性。20世紀40年代，“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開始了對莫高窟文物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學術有了長足進步，研究能力大幅提升，研究廣度和深度也遠超西方。當前，中國的石窟研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中新社記者：在石窟保護和利用方面，各國越來越注重國際合作，此舉有何價值？

　　寧強：過去中國在文物保護和利用方面接受了較多國際援助。西方發達國家曾為敦煌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提供文物保護技術，協助培訓中國文物保護專家。現在中國的文物保護水平已處世界前列，擁有豐富石質文物保護經驗，開始肩負起大國責任，當年培養出的專家也承擔起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參與國際合作的使命。

　　例如，1993年起，中國與柬埔寨、法國、日本、意大利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開啟柬埔寨的吳哥古跡保護國際行動，30余年來深度參與周薩神廟、茶膠寺、王宮遺址等多項文物保護工作。近年來，在“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框架下，中國與阿富汗、巴基斯坦在聯合考古、世界遺產等領域開展合作，參與保護亟待搶救的國際文化遺產。

　　石窟是重要的人類文明遺產，今天人們仍對千年前的石窟充滿熱愛，不僅是對古代文明成果的尊重，更是一種文化共鳴。因此，保護好、研究好、利用好石窟遺產，讓文物“活”起來，不單是用高科技讓壁畫中的人物“動”起來，還要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成為取之不竭、傳承發展的文化資源。這種生命力，正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所在。(完)

　　受訪者簡介：

　　寧強，北京外國語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考古學家、藝術史家、畫家。哈佛大學藝術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市“海聚工程”海外高層次人才、北京市特聘專家。曾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圣地亞哥州立大學、密西根大學、康涅迪格學院。2008年回國后，受聘蘭州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專長為敦煌藝術研究、西域考古、“一帶一路”藝術與文化研究。出版《敦煌石窟藝術——社會史與風格學的研究》《敦煌石窟寺研究》《敦煌佛教藝術——美術史的分析》、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國的藝術、宗教與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