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鄭州6月29日電 題：龍門石窟的國際化程度究竟有多高？

　　——專訪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常務理事、龍門石窟研究院原院長史家珍

　　中新社記者 闞力

　　歷史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石窟寺是其中一個類型。洛陽龍門石窟是石窟寺藝術的中國化之地和集大成者之一，也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匯集之地。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常務理事、龍門石窟研究院原院長史家珍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解世界視野下的龍門石窟。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兼收并蓄在龍門石窟有何體現？

　　史家珍：2000年11月，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直以來，龍門石窟是中國熱門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是中外學術界開展文化遺產研究的圣地之一。

　　石窟寺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結晶，也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碩果。中國佛教石窟在自西向東沿絲綢之路推進的過程中，先是在古西域形成保留濃郁南亞風格的石窟建筑形式、空間結構布局、以塑畫藝術為特征的“龜茲模式”，進入內地后又先后孕育出保留濃郁胡貌梵風、顯著西域特征的“涼州模式”與“平城模式”。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大力推動民族融合和制度創新，當時洛陽的佛教造像工程，在融匯中外文明基因、貫通南北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創新出契合華夏民族形貌特征和審美情趣的佛教造像，形成以“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為視覺特征的“中原風格”，標志著沿絲綢之路西來的佛教造像藝術中國化的階段性完成，同時勾勒出佛教及其建筑空間藝術、人物造型藝術，在政治傾向、佛教信仰、審美情趣、禮儀習俗的影響下，不斷中國化、世俗化的歷史軌跡，見證了從印度、中亞地區傳入的佛教文化，最終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并形成特征鮮明、具中國特色佛教藝術體系的歷史進程。

　　除此之外，龍門石窟的景教(唐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派)遺跡，以及大量歐洲、中西亞、印度等地希臘式柱頭、植物紋樣、人物形象和南亞次大陸、朝鮮半島等地僧眾所開鑿的石窟、棲息的墓葬，也共同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兼收并蓄的歷史見證。

　　中新社記者：龍門石窟有哪些東西方文化交融印記？

　　史家珍：龍門石窟鑿于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后，嗣后歷經西魏、東魏、北齊、隋、唐、五代的營造，形成了南北長約1公里、具有2000余座窟龕和10萬余尊造像的石窟遺存。歷時逾500年的營造過程中，包含北魏和盛唐兩個造像的高潮階段。至今，保存在伊闕兩山的像龕，絕大多數是這兩個時代的文化遺產。

　　北魏和唐代是龍門石窟營建的兩個高峰期，洛陽作為當時的都城，是西方商旅、使團的目的地。《洛陽伽藍記》描述：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

　　上述文獻記錄了西方商販云集洛陽、從事貿易活動乃至移民洛陽安居樂業的盛況。龍門石窟所處的伊闕峽谷地處漢魏洛陽城和隋唐洛陽城近郊，是當時都城政治禮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移民及其民族文化，自然在龍門石窟留下了印記。

　　龍門石窟是具有高度國際化水平的石窟之一，其佛教造像藝術除了體現中國化、世俗化的特點外，現存還有北魏至唐朝時期的外國人、外族人所造佛像。龍門石窟造像遺跡有印度高僧寶思惟造丈六石龕、吐火羅僧寶隆造釋迦像龕、新羅像龕及安、康、石、曹等中亞昭武九姓開鑿窟龕。

　　同時，在石窟雕刻中，也有反映西方文化的裝飾紋樣或受其影響而融合改變的裝飾圖案。如龍門石窟賓陽中洞門券拱下雕刻的一對柱頭，就帶有明顯的希臘“愛奧尼亞”式柱頭痕跡，屬于古希臘愛奧尼亞風格式石柱，是典型的希臘文化藝術元素。

　　此外，蓮花洞內外覆缽式佛塔、胡人弟子形象以及窟龕龕楣、背光等部位的裝飾中有大量西域樂器、西方動植物紋樣等，都是龍門石窟高度國際化的表現。

　　中新社記者：與中外石刻藝術相比較，龍門石窟有何獨特之處？

　　史家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龍門地區的石窟和佛龕展現了中國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間最具規模和最為優秀的造型藝術。這些翔實描述佛教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代表了中國石刻藝術的最高峰。”

　　與中國其他石窟相比，龍門石窟可從三個“者”的角度去認識：

　　一、“國之大者”。龍門石窟是南北分裂對峙時期，順應天下太平渴求、四方一統大勢、民族融合潮流的北魏政權，為宣示融合決心、展示革新成果、塑造華夏正統而主導經營的王朝政治禮儀性工程。

　　二、“集大成者”。龍門佛教造像藝術遠承印度石窟藝術，近繼大同云岡石窟風格，其開鑿融合魏晉洛陽和南朝先進而深厚的漢族歷史文化而形成。可以說，龍門佛教造像藝術是集犍陀羅、西域、河西、平城等地石窟藝術之大成。從北魏時期以賓陽洞中佛像為代表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中原風格，到唐代造像因受雍容華貴、富麗腴美時尚的影響，演變為面相圓潤、體軀豐腴、典雅端麗，以“豐腴為度”的大唐風范，龍門石窟的佛教造像達到了形神兼備統一的完美藝術高峰，代表作就是奉先寺中的盧舍那大佛。盧舍那大佛堪稱是7世紀石窟造型藝術中最完美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龍門北魏和唐代佛教藝術的“中原風格”“大唐風范”一經形成，即成為“四方之則”，對各地石窟造像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遠及朝鮮、日本。

　　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龍門石窟所展現出的中國化佛教思想和石窟藝術，是宗教理念與人間審美的完美結合，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社會教化作用。以至1910年，美國藝術收藏家、實業家查爾斯·蘭·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在考察日記中贊嘆道：“它能與任何存世的古跡相媲美……龍門的魅力，使其他石窟黯然失色。”

　　龍門石窟周邊廣筑的中國、印度等不同建筑風格的佛寺，龍門區域的佛教建筑空間和人物造型遺存、寺院建筑和墓葬遺跡，以及浩若煙海的碑刻題記和龍門相關的文獻記載、文學作品，是中國各大型石窟寺中豐富獨特的優秀資源。由此形成了涵蓋宗教、政治、軍事、交通、醫藥、名人、文學、書法、觀游、建筑、水利、植物、民俗、喪葬、義舉等內容的龍門文化體系。

　　不僅如此，代表中國石刻藝術最高峰的龍門石窟也可以與世界上的其它石刻藝術作品相媲美。比如瑞典史學家喜龍仁，就曾把米開朗基羅的雕像“摩西”和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兩者并列，并比較東西方雕刻的不同表現方式。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有哪些對龍門石窟的保護和利用工作？

　　史家珍：近年來，龍門石窟積極探索創新石窟寺保護利用的“龍門模式”，我們在保留索回海外流失文物最終所有權的前提下，提出“友好合作、多軌并一、數據聚合、成果共享”的流散文物“數字回歸”模式，聯合西安交通大學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等合作開展《帝后禮佛圖》離散文物三維數據采集和實體復原項目，結合技術、學術、藝術三大學科領域研究方法，對陳列在美國的皇后禮佛圖與賓陽中洞浮雕殘壁、院藏碎塊，以“數據聚合”的方式，進行造型還原和環境復原。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做好對龍門石窟的保護和利用工作。包括統籌好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本體保護和周邊保護、單點保護和集群保護；以石窟寺保護基礎研究、防風化等關鍵技術、材料裝備研發等為重點方向加強石窟寺保護重點研發，提升石窟寺保護科技支撐能力；加大數字化保護力度，建設共用共享的“數字龍門”石窟寺文物資源數據平臺等，多措并舉做好龍門石窟的保護利用工作。(完)

　　受訪者簡介：

　　史家珍，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河南省考古學會副會長，曾任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龍門石窟研究院院長，40年來一直在文物保護、田野考古一線工作，先后主持發掘了洛陽市欒川縣伊河南岸孫家洞舊石器遺址發掘等數處大型古代遺址和洛陽漢帝陵等數十座重要墓葬的考古發掘工作。1998年、2007年、2012年、2013年，主持發掘的項目被評為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998年、2008年、2009年，三次榮獲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