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柏林2月26日電 題：如何從歷史視角理解當代中國？

　　——專訪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波恩大學孔子學院理事會主席廉亞明

　　作者 楊楚瑜 馬秀秀

　　在當今國際語境中，對中國發展的討論往往聚焦于現實政策與短期變化，而對其歷史連續性關注不足。事實上，從古代絲綢之路到當代共建“一帶一路”，從傳統治理經驗到現代基礎設施建設等，歷史為理解中國當代發展路徑與治理邏輯提供了重要參照。

　　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波恩大學孔子學院理事會主席廉亞明(Ralph Kauz)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西方學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知出發，結合古代絲綢之路與當下共建“一帶一路”等歷史與現實經驗，以及歷史研究在促進中歐社會理性互信中的作用等問題，分享了其觀察與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您的研究經驗來看，西方學界在理解中國古代文明時，是否長期存在低估或誤判的情況？

　　廉亞明：從學術層面來看，這種說法并不完全成立。至少自20世紀以來，西方學界一直在認真地研究中國。在德國的漢學研究領域，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總體上是受到高度重視的。需要區分的是，當今西方社會中，部分漢學家或公共話語層面對中國持有批評態度，但這并不等同于在學術意義上低估中國文明。相比之下，媒體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在社會層面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對中國的認知，也間接影響了學生選擇學習漢學的意愿。

　　中國文明本身蘊含著許多有助于理解其歷史連續性和內在發展邏輯的重要因素。但在現實中，德國等國家媒體話語的影響依然十分顯著。我們所能做的，主要還是通過教授中文和中國歷史，引導那些本來就對中國感興趣的學生，在漢學研究中形成更加深入、理性的認識。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理解古代絲綢之路在跨區域交流中的作用？它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早期的“全球化”形式？

　　廉亞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絲綢之路并非一條單一的道路，而是橫貫歐亞的龐大交流網絡，既包括陸上通道，也涵蓋海上航線。這一網絡最核心的功能是貿易，而正是通過貿易，人員流動以及知識、技術和制度層面的交流得以不斷擴展和深化。

　　例如，在1420年前后，一支規模龐大的使團從帖木兒帝國抵達中國。這些使節來自撒馬爾罕、伊斯法罕、克爾曼、赫拉特等不同地區，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進入中國；與此同時，另一支來自霍爾木茲的使團則隨鄭和船隊經由海路而來。克爾曼位于霍爾木茲以北約200公里，是當時該地區重要的城市之一。

　　最終，這些使節在北京會合，并被統一安置在當時專門用于接待外國使節的會同館。這正是當時絲綢之路高度互聯互通的生動例子。

　　這種跨區域交流不僅體現在外交往來層面，也深刻影響了物質文化、制度實踐以及知識體系的發展。例如，中國瓷器通過絲綢之路廣泛傳播至伊朗、波斯灣地區乃至歐洲，唐三彩對西亞地區陶瓷工藝產生了明顯影響。直至今日，德國德累斯頓仍珍藏有大量中國外銷瓷器。此外，中國古代的行政管理經驗曾被伊朗借鑒，醫學典籍得以跨區域傳播，甚至有伊朗學者撰寫了中國歷史著作。

　　從歷史脈絡來看，絲綢之路交流網絡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漢代。自張騫出使月氏之后，跨區域交流逐漸展開，并持續發展，一直延續至清代晚期。從這一意義上說，通過絲綢之路所形成的廣泛聯系，確實構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聯系與交織。

　　中新社記者：當今中國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結合歷史研究視角，您如何看待這一倡議在促進跨區域貿易與合作方面的意義？

　　廉亞明：從整體上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具有積極意義，這毋庸置疑。通過支持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修建港口、完善交通網絡，這一倡議有助于促進貿易發展。

　　以德國為例，杜伊斯堡作為萊茵河沿岸的重要內河港口，已經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之一。來自中國的貨物通過鐵路運抵杜伊斯堡后，再經由內河航運系統進行轉運。

　　從歷史視角來看，中國在歐亞貿易體系中的重要作用，由來已久。直到18世紀前后，中國長期都是亞洲乃至整個歐亞大陸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這一格局持續了大約兩千年。隨后的一百多年間，中國的地位有所下降，而當今中國再次成為歐洲和亞洲范圍內最重要的經濟力量。

　　當然，這類跨區域合作在現實推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國際局勢變化、地區關系緊張等問題，都可能對交通通道的穩定性產生影響。這也反映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中新社記者：從歷史學者視角來看，您如何理解中國在大型工程和公共治理中所體現出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廉亞明：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在極短時間內，中國相繼推進并完成了城市交通系統、大型橋梁以及高速鐵路網絡等一系列規模極為龐大的工程項目，這確實非常了不起。

　　這些成就的背后，既離不開大量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科研人員的參與，也離不開高度系統化和整體性的規劃能力。歷史上，中國同樣曾實施過規模宏大的工程與跨區域行動，例如鄭和下西洋。盡管其體量無法與當今工程相提并論，但同樣需要高度周密的統籌、組織與執行。

　　在我看來，中國治理實踐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一旦形成共識并作出決策，相關措施往往能夠較為高效地付諸實施。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如此，事情被討論、決策，然后執行。

　　中新社記者：在當前國際環境下，科技發展與歷史敘事往往被政治化。在您看來，歷史研究如何幫助中歐社會形成更理性、更長期的相互認知？

　　廉亞明：現實情況來看，中國在德國公共社會中依然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對象。許多德國學生在中學階段幾乎沒有系統接觸過中國歷史。盡管德國設有十幾個漢學研究機構，但相關研究主要局限于大學體系內部，難以有效進入公共領域。多數學習中文的學生更多是出于職業發展的考慮，而非長期學術研究興趣。在學校教育和公共傳播中，中國相關內容的缺失，使得學術界在促進社會層面對中國的深入理解方面，整體影響仍十分有限，這也是當前難以回避的現實。

　　在公共層面，我個人能夠采取的實際行動，是在波恩創辦了德國第19所孔子學院。我們的核心工作，是通過扎實的教學和持續的文化活動，把對中國真正感興趣的人吸引進來，并為他們提供深入了解中國的機會。孔子學院定期舉辦春節慶祝、文化演出、學術講座和文化工作坊，活動規模不小，例如春節活動常常吸引三百人左右參加，也邀請來自中國的學生團體在德國多地進行演出。同時，我們還組織語言競賽、夏令營，并與歌德學院等機構合作，資助全國范圍內的中文教學和學術會議，推動中德文化交流。(完)

　　受訪者簡介：

　　廉亞明(Ralph Kauz)，1994年獲德國班貝格(Bamberg)大學博士(伊朗學)，2003年獲慕尼黑大學漢學專業普通教授職稱，2009年獲慕尼黑大學漢學專業高級教授職稱，2003年至2010年任奧地利科學院伊朗學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任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主任。

　　專長于元代、明代的中國歷史，元明時代中國和伊朗、中亞的交流史，印度洋地區的政治、經濟史研究。代表作有《明與帖木兒王朝的政治經濟交往》及《元明文獻中的忽魯謨斯》，是當代歐洲研究中古時代東西交通史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也是絲綢之路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