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三)之三：龍安志：西方社會對中國文明存在哪些誤讀？

　　中新社北京2月23日電 題：西方社會對中國文明存在哪些誤讀？

　　——專訪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家龍安志

　　中新社記者 吳旭

　　“當時海外媒體報道的總是十年前的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們在報六十年代，九十年代還在報道七八十年代。”美國作家龍安志(Laurence Brahm)回憶起40年前初到中國的感受時說，當時的中國與他此前了解的并不一樣，那時就決定要努力把親眼所見的中國記錄下來。40年來，龍安志的“中國故事”涉獵很廣，他到過很多地方，采訪過很多人。在他看來，外國人寫中國，終究要回到寫這樣一群人，寫他們的制度、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文化。

　　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龍安志感慨于中國40年來的發(fā)展變遷，表示希望通過自己創(chuàng)作的“尋找中國”系列作品，將中國歷史中沉淀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遞給更多西方讀者，打破文化藩籬，實現更好溝通。

　　以下是采訪實錄摘要：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東西方文化本質差異是什么？

　　龍安志：東西方的價值觀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思維方式不同引起的。西方的思維方式建立在二元對立基礎上，亞洲哲學則尋求非二元性。

　　西方社會中，都是關于對立、兩極分化、排斥、驅逐和沖突的意識形態(tài)。在西方思想中，只有黑與白、對與錯、好與壞、人與自然、他們與我們等等。這種二元性或者雙重性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很多方面。

　　亞洲哲學尋求和諧、平衡和集體意識，并且深刻認識到人類不能戰(zhàn)勝自然，只是作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存在。我們看到，在漢語文化中，有“陰”“陽”的概念。在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也都有這對概念。《三十六計》中說“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這些都試圖解釋事物間并非二元對立，而是作為一個統(tǒng)一體，相互聯系、互動和協(xié)同。強調不要單方面判斷和拒絕，要擁護和發(fā)展多邊關系，尋求共識。

　　這些古老的亞洲哲學思想相互借鑒、融合，被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在一起，不僅為貿易服務，也為思想交流。然而，在現代社會，人們逐漸失去與哲學和價值觀的聯系，這些哲學和價值觀在許多方面都比我們的現代成就更深奧復雜。現在，是時候找到我們的根源，讓這些傳統(tǒng)回歸，因為它們可以指明未來的道路。

　　中新社記者：西方社會對中國文明存在哪些誤讀嗎？

　　龍安志：在我早期創(chuàng)作的《尋找香格里拉》等作品中，我穿越了中國西部偏遠地區(qū)，尋找中國尊重自然、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在快速發(fā)展的競爭中，因為很多在大城市里感受不到，所以我去了農村地區(qū)、民族地區(qū)，尋找這些純粹形式的價值。

　　今天，我看到中國文化和傳統(tǒng)價值觀的復興，尤其在許多年輕人身上。就像如果根很深，那么任何風暴都不能吹倒一棵樹。但如果樹根很淺，這棵樹在暴風雨中就很脆弱。同樣，源遠流長、傳統(tǒng)的價值觀在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恢復能力方面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了解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就要看看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核心支柱。道家要求適應突發(fā)變化和自然之力，佛教思維意味著要同時看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任何事物的實質取決于看待它的角度，從而將消極變?yōu)榉e極；儒家思想賦予了中國人應對任何情況和危機的組織能力，能夠充分利用組織的寬度和廣度來應對所有情況和危機。這是所有中國人“集體潛意識”中始終存在的三個方面，也是西方國家的人所沒有的韌性。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的發(fā)展變化為東西方文明共存帶來哪些挑戰(zhàn)和機遇？

　　龍安志：我在中國生活的40多年中，中國為克服挑戰(zhàn)進行了許多改革，制定了很多政策，我都觀察并參與其中。面對危機或挑戰(zhàn)，中國人民始終如一地團結合作，政府精心協(xié)調相關政策。經驗一次次證明，中國領導人能以清晰理性的頭腦應對危機。人民與政府協(xié)同合作、共克難關，似乎已深植于雙方潛意識。

　　中文的“危機”一詞包含兩個漢字：“危”代表“危險”，“機”代表機會。中國歷史上，這個國家和人民對每次危機和挑戰(zhàn)都做出了回應。他們團結一心、共同應對，戰(zhàn)勝了“危”。更重要的是，他們每次都轉“危”為“機”，實現重建、增長和進一步發(fā)展。

　　過去四十年，中國面對消除貧困、促進教育和發(fā)展經濟的艱巨挑戰(zhàn)，取得空前成就。到今天，中國已完全消除絕對貧困，成為經濟增長與國家發(fā)展的典范。中國通過生態(tài)文明建設來應對污染和氣候危機，已成為可再生能源和綠色金融的全球領導者。中國還重視智能化基礎設施，借此實現商業(yè)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已將許多發(fā)展中國家聚集在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

　　此外，還要特別提及政府快速應對危機的能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其組織機構從基層延續(xù)到政府核心。這種政府組織體系強大而有韌性，它建立在中國人民的共同特征上，這些特征已成為其文化和應對危機的固有組成部分。這些文化因素使中國人民面對危機時具有韌性和反應能力，將每次危機轉化為新機遇，此次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危機過后就是重建，中國將在各個層面進入醫(yī)療衛(wèi)生改革、社區(qū)保健服務、技術研究發(fā)展的新時代。

　　中新社記者：您創(chuàng)作“尋找中國”系列作品記錄了許多中國故事，在您看來，中美該怎樣文明交流互鑒？

　　龍安志：中美關系似乎有一個古老的公式。1972年，“乒乓外交”開啟了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的大門，并為中美建交繪制了藍圖。在當時世界環(huán)境相當復雜的情況下，這是相當簡單和直接的。一支美國乒乓運動隊來了，同中國的乒乓球隊比賽。一場關于體育的談話開始了，隨后是善意交流。

　　當今形勢復雜多變，也許我們需要一種新形式的“乒乓外交”。毫無疑問，文化和體育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基礎。比如每個人都喜歡李小龍或成龍的電影。綜合格斗和終極格斗現在在美國非常流行，許多真正偉大拳擊手的成長都來自武術傳統(tǒng)。眾所周知，綜合格斗的概念始于李小龍，他選擇并結合了不同傳統(tǒng)，其在電影《龍爭虎斗》中著名的打斗場景為綜合格斗奠定了基礎。

　　世界各地的人轉向功夫和武術，不是為了打架，而是為中國文化精神，堅持不懈，堅韌不拔，尊重和和諧。在許多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的心目中，功夫是正義和反抗不公的象征，蘊含了中國傳統(tǒng)功夫所表達的價值觀。

　　最近，我有幸擔任《尋找功夫》紀錄片的導演。這部電影探索了武術的起源，把我和電影團隊帶回到少林寺傳說開始的地方。通過考察中國武術傳統(tǒng)遺產，我們認識到，武術不在于戰(zhàn)斗而在于奮斗，武術中有一些內在的重要價值觀，包括堅韌、忠誠、尊重、與自然和諧共處、平衡、中道、務實、順勢而為、空和非暴力。重要的是，我認為武術不應被翻譯成“武術”。“武”字由兩部分組成，“止”(意為“停止”)和“戈”(意為“武器”)，因此，“武術”應被準確地翻譯為“非暴力藝術”。

　　一切的核心是非暴力。發(fā)生沖突是不值得的，因為無人會從中受益。因此，如果美國真的堅持馬丁·路德·金曾經主張的非暴力主義，那么通過功夫，中美之間應有很多東西可談，可以開始積極的對話。如果美國國會議員每天早上都練習太極，可能世界上的許多問題都可以避免。一名武術家，既要接受打斗技巧的訓練，又要接受文化方面的心理管理和情緒控制訓練，他是最后一個挑起戰(zhàn)斗的人，也是第一個避免戰(zhàn)斗的人。

　　功夫體現出的文化價值應該被當作一種“共同價值”。希望這種精神能夠為中美之間的對話提供幫助。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忠誠和尊重。不同國家和政黨之間需要學會相互尊重，而不是在每個問題上都盲目對抗。防止誤入歧途，陷入難以駕馭的極端，不僅適用于個人信念，同樣適用于政治姿態(tài)。(完)

　　受訪者簡介：

　　龍安志(Laurence Brahm)，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家、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龍安志在華生活工作40年，創(chuàng)作出版《大開放：美國人親歷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世紀》等30多部作品，由他導演的多部紀錄片屢獲國際殊榮。2019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獲得者。他用中西文化比較的視角，闡釋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變革，描述中國社會發(fā)生的翻天覆地變化，為世界各國思考、探索和平衡未來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寶貴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