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盛松成：“長大”的中國該如何應對外部打壓？

　　中新社北京2月23日電 題：盛松成：“長大”的中國該如何應對外部打壓？

　　中新社記者 夏賓

　　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穩健收官，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將定下新的發展目標。當中國經濟總量在百萬億元人民幣上前行，經濟變革也走到了十字路口，支撐中國經濟奇跡的“中國模式”還能否持續？“中國模式”應如何調整改革？在“長大”的過程中又該如何應對外部的打擊與挑戰？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稱，來自外部的一些打壓對中國經濟的短期影響有限，未來發展的關鍵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結合當前中國發展階段的特點與海外環境形勢的變化，建立起長期有效的機制來鼓勵創新和促進消費是當務之急。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外界一直關注中國GDP何時超過美國，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該怎么走好自己的道路？又該如何應對在不斷“長大”的過程中，來自外部的一些打壓？

　　盛松成：中國經濟已歷經40多年高速增長，普遍認為中國GDP將在10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當前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領先地位沒有改變，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對差距在縮小，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展被美國認為是一種威脅。

　　來自外部的一些打壓對中國經濟短期影響有限，而從長期看，決定中國未來發展的因素仍在國內，未來發展的關鍵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需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現階段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地位、薄弱環節和發展方向；要認清差距，堅持改革開放，推進結構調整，提升創新能力，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多制度紅利。我相信，隨著中國改革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實現，經濟增速也會步入新的階段。

　　目前世界經濟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但并不代表全球化已陷入瓶頸期。隨著中國的逐漸崛起，多元化的國際秩序會逐漸建立。中西方會在一個信息化、智能化的世界中形成新的合作體系，進一步實現雙方共贏。

　　中新社記者：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始踏上現代化征程，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增長奇跡。您認為中國做對了什么？

　　盛松成：適時且深層的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能，并不僅僅是大家通常所說的投資帶動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措施，對長期生產率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這些制度改革可以歸納為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改革，前者包括要素端和生產端的改革，后者包括消費、投資、出口體制改革等。制度改革必然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并會促進和推動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規模顯著增長、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對外開放進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明顯加快，這為中國帶來了新一輪快速增長。對外開放使得中國參與到世界經濟的分工和合作中來，有利于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

　　此外，利用“后發優勢”，我們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還根據形勢變化調整短期宏觀調控政策。近期，為抵御經濟下行壓力，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落實，穩健的貨幣政策穩中趨松。這些都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平衡。

　　歷史上鮮有大型經濟體經歷如此快速的增長，政策引導和體制改革一直為中國經濟指路護航，縮短了市場不斷試錯的過程。隨著經濟發展較為“成熟”，中國同發達國家可以平等往來，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中新社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是否形成了一個有別于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國模式”？這個模式與西方等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的不同點主要在哪些方面？

　　盛松成：我們的歷史文化及所面臨的國際環境都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初始條件不同造成選擇路徑也會不同。我想，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我們沒有亦步亦趨，沒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演變和發展。

　　以我所熟悉的貨幣政策為例，中國歷來強調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對經濟薄弱環節的資金支持，強調金融的根本任務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恰恰可以反映中國金融體系支持實體經濟狀況，衡量資金松緊程度，展示多渠道的融資結構。創設、編制、統計與完善社融指標，是我擔任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期間最為重要、費時最多、也是感受最深的工作之一。社融指標的理論基礎由西方國家提出，但卻沒有在國外落地生根，而是成為中國獨一無二、首次創設的指標。

　　中國與西方等其他國家發展模式的不同之處，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推動。中國各級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范圍廣、程度深，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指揮、管理和監督職能。這與歐美國家歷來崇尚的“大經濟”“小政府”和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不斷演化的動態系統，制度變遷、經濟轉型、財政、貨幣政策方向和力度的改變、金融中介的發展等都帶來了傳統經濟模型所無法簡單估計出的經濟效率的變化。

　　第二，非公有制與公有制經濟共生。私有企業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過度的市場化與自由化會導致許多低利潤的基礎制造業被擠出，造成產業空心化。

　　中國存在大量不以短期利益為先的國企，在基建、物流、通信等領域大力投入。我們都知道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這些在基礎薄弱地區不計回報的投資在未來會帶動和創造更多的消費與財富。

　　第三，特殊的歷史文化等因素。比如，中國儲蓄率一般高達35%至40%，大大高于歐美國家平均不到20%的水平。在改革開放后的近30年時間內，中國基本處于“高儲蓄率—更高的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高儲蓄率”的循環中。

　　再比如，中國利用勞動力相對豐富和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鼓勵出口，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次新冠疫情嚴重沖擊了世界經濟，中國出口卻逆勢強勁增長，可以看作是中國政府成功控制疫情的紅利。

　　中新社記者：“中國模式”能給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什么樣的借鑒？

　　盛松成：一個國家要發展起來，還是得從各自國情出發。中國政府能統一各項方針政策，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促使一個產業、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起來。這對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省時而有效的發展手段。

　　在政府推動型經濟發展中，由于政府與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很容易產生腐敗，而中國也會及時發現問題并進行改進。但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在降低，也就是說市場化程度在提高。政府如果過多干預企業，企業過度依賴政府，會使微觀主體失去活力、主動性和競爭力，就像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

　　所以，政府推動也要符合經濟規律，尤其要講求投資效益，并健全監督制約機制。“中國模式”沒有走極端，而是實行多元化、多樣化、混合化，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中新社記者：面向未來，“中國模式”需要怎樣的進一步改革，哪些是當務之急？

　　盛松成：近些年，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已過頂峰，資本產出效率趨弱，同時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增加。這些都意味著建立起長期有效的機制來鼓勵創新和促進消費是當務之急。

　　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入市場化改革，優化資源配置。產權制度是一個重要的激勵手段，但同時也要注意知識產權帶來的反壟斷問題，避免阻礙后來者的創新。

　　制度建立和改革要具備一定的前瞻性，平衡短期和長期利益，實現可持續創新。此外，市場化的創新需要了解消費者的偏好和趨勢，以供給提升創造消費新增長點，同時以消費升級引領供給創新，實現高水平的正向循環和供需平衡。

　　目前國內外形勢變化較大，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要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短期與長期的關系、穩增長與調結構、防風險的關系。不能簡單地通過長期改革的措施應對短期的經濟下行壓力，因為如果沒有短期的經濟穩定和發展，長期的結構性改革也將無從談起。

　　基建投資是今年中國穩增長的重要抓手。基建投資的可控性較強，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推動經濟企穩、改善市場預期。目前中國基建投資有不少項目儲備。中國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只有發達國家的20%至30%，且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農村人均公共設施投入僅為城鎮的五分之一左右。不應低估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

　　今年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前移，同時還有以前年度財政結余資金、政府引導基金、城投債等多種資金來源，基建投資資金也比較充裕。應正確認識基建投資在穩增長中的積極作用。基建當然要講究效益，但不能只看直接效益，還要看帶動效益；不能只看短期效益，還要看長期效益；不能只看局部效益，還要看全局效益。(完)

　　受訪者簡介：

　　盛松成，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現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等職務。主要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理論與宏觀經濟調控。多年來，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金融研究》《中國金融》和《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China Economic Transition》等重要刊物發表專業論文100余篇，出版多部著作，并在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的研究、編制和推廣中作出突出貢獻。獲浦山政策研究獎等一系列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