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馬洪波：如何理解國家公園的“中國內涵”？

　　中新社西寧2月25日電 題：如何理解國家公園的“中國內涵”？

　　——專訪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馬洪波

　　中新社記者 潘雨潔

　　自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建設國家公園體制”以來，以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推動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國內外國家公園建設經驗有何啟示？中國如何將源自美國的“National Park”概念賦予“有人、有文化”的內涵？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馬洪波，對上述問題做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National Park”這一概念如何誕生？美國創建國家公園對中國有何啟示？

　　馬洪波：人類自誕生以來，90%以上的時間都在野外采摘、狩獵，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曾指出，人類有“親自然情結”，天生喜歡曠野、草原、森林。而工業革命后，人口集中向城市遷移，為了改善已嚴重失衡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國家公園”概念應運而生。

　　美國是移民國家，從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起僅200余年歷史，因此創設“國家公園”概念以強化各地各色人種對這個新興國家的認同。

　　據歷史敘事，1870年，一群探險者在美國黃石地區的河流匯合處燃起篝火，設想建立一個偉大的公園，讓印第安人世代安居、野生動植物自由繁衍生息。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當時正在修建橫貫東西的鐵路，發展旅游成為可能，黃石地區的絕美風景很快成為巨大商機。

　　兩年后，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建立，宗旨是“為人民的利益和快樂服務”，可以看出，當時不僅為保護自然，還偏向于開發。經過多年保護與發展的“拉鋸式博弈”，美國才逐漸確定了“保護為主、兼顧利用”的國家公園定位。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成立于1916年，而“國家公園”在中國問世時間尚短，還在新生發展階段，應以開放心態借鑒國際經驗。中國在國家公園建立之初，就明確把保護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放到首位，體現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護地球家園的大國擔當。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英國國家公園的建設經驗可能對中國更有借鑒價值，為何這樣認為？

　　馬洪波：與美國在“一張白紙”上的建設歷程不同，20世紀50年代起，英國在高度工業化、城鎮化的基礎上建設國家公園。中英兩國都是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面臨的實際有部分相似性。

　　首先，與美國先實現土地國有再進行規劃不同，英國國家公園內土地權屬復雜多元，不是“非公即私”，大部分處“中間狀態”，即土地為私有，但局部通行權可贖買。經多方相互妥協，英國國家公園在不改變土地權屬的同時，通過立法規劃，使國家有效控制土地使用方向，涉及的居民利益損失，從歐盟、國家層面給予補償。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政策實施，至今已成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公園內的土地雖為全民和集體所有，但由幾代農牧民承包、經營，因此同樣需要管理土地、正確處理各方關系。2016年以來，錢江源、武夷山國家公園開展集體林地保護“地役權”改革，土地承包權不變，居民按照國家公園的要求經營產業，并獲得一定生態補償，處理方式與英國類似。

　　其次，英國國家公園沒有美國那樣的廣袤荒野、“處女地”，大部分是人造景觀，多為“鄉村公園”。全英15個國家公園中，累計常住居民約45萬人，每個公園內既有本地居民工作生活，又有外來游客觀光旅游。在管理上，注重繁榮社區，追求傳統文化、經濟活動和生態保護相協調，這一點也對我們有啟發價值。

　　中新社記者：從傳統自然保護區到國家公園，中國政府經歷了怎樣的探索與改革？與國際通行的分類體系相比，中國為何將國家公園作為保護等級最高的一類自然保護地？

　　馬洪波：1956年，中國首個、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到2018年總量達2750處。然而，大多數自然保護區在“搶救性保護”情況下成立，將一個完整生態系統中的各類自然資源分門別類管理，出臺多種多樣的自然保護地管理辦法，造成交叉重疊，效能較低。

　　為將這種混亂、“碎片化”局面刪繁就簡、整合統一，從1996年起云南省就開始探索運用“國家公園”這種新方式，破解保護與發展難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由地方上升至國家。

　　2019年，中國政府印發《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指導意見》，將所有自然保護地分成三類，國家公園是第一類、保護等級最高的自然保護地，針對自然景觀最獨特、生物多樣性最富集、有全球價值的生態系統，實行最嚴格保護。

　　總結傳統自然保護區管理體制的弊端，國家公園綜合運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實行綜合保護，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根據整體布局由國家直接指導管理機構及人員，中央財政提供主要經費，同時實現資金保障多元化，真正將保護做實。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最嚴格的保護，就是最科學的保護”？中國國家公園如何深化對“保護”的理解？

　　馬洪波：最嚴格的保護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否則容易在實踐中“走極端”。

　　比如20世紀80年代青藏高原草場退化，當時認為是過度放牧、鼠害所致，因此滅鼠、減畜、扎圍欄。十幾年后才發現，牛羊適度的踩踏和糞便，是草地保持生機的重要因素。而鼠兔也是高原生物鏈的重要一環。在不長樹、只長草的源頭區域，鳥類依靠鼠兔洞作為棲息地；這些洞還是“盛雨器”，能夠涵養水源，攜帶傳播種子，疏松土壤等。鼠兔參與加速了系統內能量的流通和物質循環。

　　青藏高原遠比我們目前的認識復雜，像一本天書只打開了第一頁。在尊重、保護、利用之前，先要敬畏自然。直白地講，在沒有真正認識、理解之前，最好不要人為干擾。建立國家公園目的亦如此：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原真，世代傳承、持續探究，不以表象認知做出判斷，輕易改變自然。

　　目前中國國家公園倡導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對長期以來分部門而治的認識深化，意識到生態系統“萬物互聯”的內部機理，從而進行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中國建設的是“有人、有文化”的國家公園？

　　馬洪波：中國的國家公園要保護生態、傳承文化遺產，還肩負著生態扶貧、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任務。讓原住居民成為生態管護的主體，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是中國國家公園建設的亮點。

　　例如，青藏高原是全球生態價值極高的地區，也是深度貧困地區。三江源國家公園中，原住居民身份轉變為生態管護員參與保護，按照每月每人1800元人民幣的標準獲得收入，讓牧民擺脫貧困。

　　同時，中國政府從2010年開始實行對口援青機制，不僅為三江源地區帶來項目資金，更促進東西部地區人員交流互動，當地的官員、從業者、民眾得以走出高原，開拓視野，在潛移默化中改變思想觀念。

　　除了政策機制，市場力量也在充分發揮，傳統生產方式正在轉變，原住居民得以適度開展特許經營，在服務業發展中增收。例如瀾滄江源昂賽大峽谷的雪豹觀察節，黃河源頭生態體驗活動等，都是有益嘗試。

　　保護生態未必需要移民搬遷，更重要的是通過教育、培訓改變人的理念和行為。我們在瀾滄江源囊謙縣白扎林場看到，巖羊經常跑進寺院覓食。巖羊是非常警覺的動物，但它知道人不會傷害它，說明人和自然萬物能夠和諧相處，只要心存善念。

　　三江源國家公園尊重保留當地傳統文化崇尚的“自然保護、天人合一”理念，讓牧民世代守望草場、雪山、河流，過上美好的公園生活。大自然不僅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質條件，也是我們幸福的重要來源，人類應重回天地間，實現“詩意地棲居”。(完)

　　受訪者簡介：

　　馬洪波，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博士。1987年獲陜西師范大學地理學學士學位，2002年獲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蘭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榮獲青海省優秀專業技術人才、青海省優秀專家、青海省社會科學領域人才“小高地”領軍人、青海省首屆“昆侖英才”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稱號。2016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9年入選青海省“高端創新人才千人計劃”杰出人才，2020年獲聘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專業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