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三) 之六：王仁湘：如何從符號看信仰和中華文明？

　　中新社北京2月26日電 題：如何從符號看信仰和中華文明？

　　——專訪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

　　作者 文龍杰 徐皇冠

　　符號對文明的意義不可小覷，文明的諸多重要特質體現或蘊藏在史前符號中。正如美國學者杜威(John Dewey)在《哲學的改造》中所言：“人由于保存了他以往的經驗而與低等動物相區別……因此，人不像野生動物那樣，生活在一個單純的實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個象征與符號的世界之中。”

　　表達著“追求光明、團結奮進、和諧包容”精神寓意的“四鳥繞日”金箔圖案在十七年前被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諸如此類的符號還有哪些？這些符號如何呈現文明“品格”？對此，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暢談中國史前符號時代及其所體現的“開放”與“包容”文明特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史最直接的起點是成熟文字的出現。近來您在《書寫與講演》中提出“符號時代”的新概念，有何具體內涵？

　　王仁湘：史前中國出現了符號，這不是新發現，也不是新定義。但史前符號時代，則是一個新概念。

　　史前符號受到許多學者關注，但多僅考察“是不是文字”，或判斷“距文字多遠”。關于符號的諸多本質還未來得及辨識清楚，未意識到它們較文字有更重要的意義。

　　現代社會充滿各類符號使信息傳導變得迅捷，人類的行為與思想都感到明顯受益。在信息社會，不能想象若無符號參與，將是如何“左右為難”。

　　但符號并非只屬于現代社會，它同人類與生俱來。當然，時代越早，符號體系越簡單、越直白。符號由人類創造，是人類的思維產品，也是一直伴著人類成長的知識體系。史前存在一個專屬的符號時代，符號也在此時初生。

　　一般認為，文字出現是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在史前符號時代，符號并不是文字，卻有準文字意義，甚至發揮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文字有形、音、義，而符號有形、名、義，即有約定的名稱無確定的讀音。史前時代的符號更多具備象征意義，并非用于記錄語言。

　　文字的出現和文明的形成與符號有關。符號時代是文明時代的孕育階段。文明時代到來后，符號并沒有消亡，而是更加蓬勃發展。

　　其實，在史前符號時代，符號已發展成熟，或已有超過文字的意義。可以展望，關于文明時代及文字標準的定義會發生改變，文明史的長度會大大向前延展。

　　中新社記者：任一符號都具有象征意義，符號時代的符號是如何提煉出來的？早期中國流行符號主要有哪些？

　　王仁湘：我所說的符號時代的符號，并非指所有符號，而是那些辨識度高且流行時空很廣的符號，如陶器上那些零星的刻畫符號都沒有計入。

　　符號的提煉，是符號創制的關鍵，是形象思維的結果。但形象思維并非簡單再現事物的形象，而是通過想象和聯想加工出新形象，即能被感知的圖形、圖像、圖式等符號。在這個過程中，需將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巧妙結合，“得意忘象”才能完成符號創制。

　　比如，仰韶文化彩陶魚紋多是通過紋飾拆解途徑形成。魚紋全形在完成由典型魚紋向簡體魚紋演變后，又創造出均衡對稱的菱形紋，這屬于結構嚴謹的直邊形紋飾系統。變形的魚唇在拆解后，分別生成了西陰紋和花瓣紋，這是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兩大弧線形構圖系統。

　　魚紋無形，魚符無魚。如此，循著藝術發展的規律，許多彩陶紋飾經繁簡轉換，從“有形有象”到“無形無象”，最后多呈現為幾何紋符號。

　　仰韶文化彩陶還有一個“大鳥紋系統”，也是通過簡化和解構方法，完成鳥紋的幾何符號化，隱沒了寫實的鳥形。

　　鳥與魚，這一對恒常的藝術主題，在彩陶上大放異彩。水和魚，太陽和鳥，也是后來中國文化中陰與陽、水與火的象征。

　　時代更早的南方高廟文化的白陶紋飾也是如此，大量紋飾只是用一些圖形指代崇拜的對象。

　　非常多的白陶圖案表現的是一張大嘴，兩對大牙，還有大量與鳥形相關的圖形，一些畫面上見到飛鳥雙翅上有獠牙神面。這些鳥與鳥翅代指的是神話中的日烏。翅間有太陽圖形，是日烏載著太陽飛翔。高廟文化白陶的發現讓我們確信，日烏神話在8000年前就已形成。

　　高廟文化陶器上的獠牙神面應是太陽的靈魂所在，是當時公認的太陽標識。光芒萬丈的太陽，被高廟人描繪成口吐獠牙的模樣。這獠牙神面又與鳥同飛，或是自己長出一雙翅膀飛翔。獠牙在太陽里面，獠牙在日烏身上，高廟文化無器不獠牙，可以想象到獠牙神面在高廟文化中無所不在。

高廟文化獠牙類型示意圖。受訪者供圖

　　在太陽與獠牙之間，我們很難找到直接聯系，但出于對光線的聯想，將日光提煉為獠牙之形，似乎就并不難理解了。

　　白陶上還發現有八角星圖形，有全形八角星，也有半個八角星。八角星在很多史前文化中都能見到，有彩繪的，也有刻畫的，還有玉雕的，分布廣，延續久，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符號，也是太陽的象征。

　　成都金沙村出土的古蜀時代的“四鳥繞日”金箔也與太陽有關。圖案中四只正在飛翔的鳥形，四鳥首尾相接，環繞成一周。太陽在天上由東向西運動，動力何在？古人很自然地想到了鳥，在他們的視線里，只有鳥才能在空中翱翔。于是，人們這樣想象，一定是會飛翔的鳥帶著太陽越過天空，那太陽一定有神鳥相助，它們是日烏。

　　中新社記者：早期中國流行的符號是如何傳播的？又怎樣體現包容與開放？

　　王仁湘：人類認識宇宙和自然，對形象信息進行主觀認識和思維加工，用特定形式記述與描繪出來，創制出原初符號。這樣的符號在后續的傳播中還會得到修飾，最終會以完備形式流傳于世。

　　符號學不但研究人類文化，還研究人類的認知活動、心靈活動。最初的那些符號與信仰有關，信仰是符號傳播的驅動力。信仰賦予符號以靈魂和生命，也賦予符號包容與開放的屬性。信仰是讓紛雜的社會獲得秩序的必經之路，而符號又是大腦藝術加工出來的具有強大感召力的標識，其豐富多元與廣泛傳播是中國文明中包容與開放特質的體現。

　　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有一句名言是“只有被理解為符號才是符號”，其要義是符號要易于理解和接受，接受就是認同，認同才能傳播。

　　皮爾斯認為，符號可分成三種：像似符號、指示符號、規約符號。其中，規約符號是指與對象間沒有內在聯系，但約定俗成。白陶上的獠牙神面，就屬于這類符號。獠牙與太陽并無明確聯系，但卻傳播得很廣，從南到北，白陶、彩陶、玉雕、石刻上都有其蹤影。

　　高廟陶器上刻畫的神面，構圖完整，形態固定，大都已相當簡化，只留下一張齜著上下兩對獠牙的嘴。

　　仰韶文化彩陶上也繪有獠牙神面，是很生動的人面形象。良渚文化玉器上微刻的神面普遍都有獠牙，也是上下各一對，一般是獸面。石家河文化玉神面以長長尖利的獠牙為特征，上下各一對，神面幾乎都是人面形。

　　白陶的壓刻，玉石的雕琢，彩陶的描繪，這三次藝術浪潮留下類似的神形，這已不只是藝術層面上的延續，而是信仰體系的認同。

　　綜觀史前的獠牙神面符號，可得出這樣幾點印象：流行年代約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區大范圍流行；獠牙構圖基本類似，上下各一對，上牙居內下牙居外，風格一脈相承。這樣看來，獠牙神在史前得到大范圍、長時段的認同，可確定與崇拜和信仰相關，體現了開放與包容的精神。

　　將動植物人格化，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種動物圖像安上人面之后，便有了神格。史前的獠牙神面像，是在人面上加飾了動物獠牙創作而成。獠牙神面作為一種信仰符號，還有前面提到的八角星紋，能在久遠的時空范圍跨越各個文化傳播，體現了中華文化的開放與包容。

　　值得一提的還有安徽雙墩文化陶器上的魚紋符號，由兩條簡單弧線交叉表示一條魚的輪廓。這樣的符號還出現在河南中西部的仰韶彩陶上，正是得益于開放與包容，其生命力才以千年計。

　　符號在交流過程中傳達人類的思想，傳達信仰，也傳達藝術。符號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借鑒與吸收，是文化上開放與包容的寫照。

　　文明與史前，是人類兩個大時段的劃分。符號雖在文明時代也廣泛使用，但與其在史前的作用與意義明顯不同。在開放與包容的基礎上，多元一體的文化準備，也許是由符號的認同開始的。由符號認同，可看到信仰的傳播，看到藝術思維的發展。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還有哪些？

　　王仁湘：考古發現讓我們了解到史前有一個專屬的符號時代，在文字出現之前，符號已開始統領一些特定區域的人群。符號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方式，也讓人們彼此理解，秉持著開放與包容，實現彼此認同。

　　早期符號更多具有信仰的性質，是開放的也是包容的，得益于此在傳播中才吸引更多關注，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人類早期的信仰，體現為對宇宙和萬物的認識。在文字出現之前，圖式符號已成為信仰的重要表達方式。史前的符號還不是文字，卻記錄著人類的靈魂思維。

　　史前符號一般是由信仰內涵提煉出來的幾何圖形，強調象征意義。以陰陽觀念為核心的方圓符號，以太陽崇拜為核心的獠牙與日烏符號，記述著古老的信仰所認同的歷史，正是華夏文化的根脈所在。解碼這些符號的意義，有助于理解中華文化的精髓與根脈之所在。

　　中華文化從史前符號時代算起，就開始了時空廣大的交流融匯，逐漸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一體的品格。中國文明形成的解釋模式，思維與精神一途一直是缺席的。注意到那些古老的符號，那些與信仰相關的符號，那些指引思維方向的旗幟，一定會有更多新發現。(完)

　　受訪者簡介：

　　王仁湘，考古學者，文化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先后受聘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上海交大人文學院特聘研究員。主撰和主編著作一百多種，主要有《史前中國的藝術浪潮》《中國史前考古論集》《半窗意象》《凡世與神界》《藏王陵》《混沌初開》《飲食與中國文化》《往古的滋味》《善自約束—古代帶鉤與帶扣》《方圓一體——玉琮研究》《大仰韶》《南藩海昏侯》等。近年重點關注早期中國藝術中的信仰內涵研究，相關撰述將陸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