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三)之五：李大龍：如何理解中華文化中的“華夷之辨”與多元性？

　　中新社北京2月25日電 題：李大龍：如何理解中華文化中的“華夷之辨”與多元性？

　　中新社記者 李晗雪

　　中國古代思想中，既能看到關于“華夷之辨”的論述，也能看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講法。如何理解似在動態變化的“華”與“夷”？民族差異是否阻礙中國古代人群間的文化交流與認同？又如何解釋中華文化呈現出的包容與多元性？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社主編李大龍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探討了上述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從先秦時期就有“華夷之辨”的論述，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又出現了“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能行中國之道，則為中國之主”的講法。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看似沖突的思想？

　　李大龍：這兩種講法都是源自先秦時期中國古人處理人群之間關系的思想，表面上看好像存在沖突，實際上并不沖突，問題在于如何認識“華”“夷”這兩個稱呼。

　　先秦時期的中華先民很早就有了區分人群的思想，《禮記·王制》對“五方之民”的不同生活習俗有明確記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中國(華)”和“戎夷”的劃分標準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語言等物質和精神文化以及分布地域。從歷史上看，“華”與“夷”指稱的對象和今天人們界定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性質，并不是固定不變的。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華大地上的人群是流動的，伴隨著居住環境的變化，人群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也會隨之變化，某一人群是“華”還是“夷”，也由之出現變化。

　　二是出于“正統”之爭的需要，占據中原地區的王朝尤其是國力相對弱的王朝，為了統治的需要一般希望強調“華夷之辨”，借此鞏固統治。而“能行中國之道，則為中國之主”則往往是統治者出身于“夷”的王朝為了獲得“正統”地位而申辯的理由，目的是希望通過“行中國之道”而得到政治認同。中華大地上出現的“五胡十六國”、遼、金、元及清朝統治者大致都有過相同的經歷，其中元、清兩朝是比較成功的。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學習甚至喜愛對方文化、善用其他民族人才等例子。可否請您舉幾個例子談談這種情況？您認為為何“民族”沒有成為歷史上各民族交流互鑒的障礙？這種現象能否以簡單的“漢化”“同化”來理解？

　　李大龍：“民族”一詞雖然一般認為源于日語，但其直接源頭是英文詞匯“nation”，是近代出現的概念，在中國的傳統話語中是沒有這個概念的(有學者認為《南齊書》已經出現“民族”一詞，但屬于傳抄所致，即便不是這個原因，也不能說中國古人有了當今的“民族”認識)，古籍中一般以“人”稱呼，如“夏人”、“匈奴人”等，所以“民族”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不同群體間交流互鑒的障礙。這也是我不用“民族”而用“人群”一詞的主要原因。

　　“華”“夷”觀念的存在盡管也制約著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但多體現在不同政權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交流是普遍存在的。趙武靈王對“胡服騎射”的引入，可以視為是“華”的群體對“夷”的文化習俗學習的榜樣。“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新唐書·禮樂十二》)位列唐朝宮廷的“十部樂”中；唐朝的官員不少來自邊疆，這點從兩唐書立傳的傳主出身可以證明。這些都是歷史上不同群體交流互鑒的典型案例。

　　兩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進入中原建立“五胡十六國”被稱為“五胡亂華”，而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則被視為“漢化”等，這些認識都是從“中國”(中原)出發而得出的結論。以匈奴人劉淵為首的“五胡”繼承“大一統”思想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尤其是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堅自視為“正統”，發動淝水之戰欲一統東晉，以此為開端，不僅造就了盛唐文明(北魏→北周→隋→唐)的出現，也為遼、金、元及清朝成為“正統”提供了借鑒，更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遠非“漢化”一詞所能概括。

　　中新社記者：縱觀中國歷史上由漢族之外的民族建立的王朝，我們可以看到，少數民族政權亦愿意將自己的王朝譜系寫入中華“正統”王朝的政治譜系之中，許多地方少數民族君主也在后世被納入“中國帝王”序列。這樣一種對“中國”的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李大龍：對“中國”的認同是中華大地上特有的歷史現象。中華大地上曾經存在過很多政權，但在中華民國之前，沒有一個以“中國”為國號；但最終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卻簡稱“中國”，其深層次原因也在于此。中華大地上先后存在過很多的王朝或政權，若依據建立者的出身來劃分，由“漢族”所建立的并不占多數，多數王朝屬于今天人們所說的“少數民族政權”。這些王朝或政權盡管沒有一個以“中國”為國號，但可以以“中國”(華夏)王朝和非“中國”王朝進行區分。流傳至今的“二十四史”所記錄的王朝在傳統王朝譜系中一般被稱為“歷代王朝”，這些王朝就屬于“中國”(華夏)王朝。

　　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形成于先秦時期的“大一統”思想是關鍵性的因素。最遲在西周時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稱為“中國”，并形成了以周王為核心的“大一統”政治思想體系。春秋戰國時期，有“中國”身份是諸侯爭霸的有利條件，兩晉南北朝時期則“中華”替代“中國”成為諸多政權博弈的旗幟，宋遼金時期“中國”再次成為各政權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鮮卑人、建立遼朝的契丹人將自己的王朝譜系寫入黃帝譜系之中，都是為成為中華大地的“正統”王朝這一政治目的服務的。這也是“中國”認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國家中國也因為中華大地上眾多政權持續認同“中國”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發展。

　　中新社記者：經過長時期的交流融合，今日我們應如何準確理解何為“中華文化”？您認為中華文化的哪些特質，使其一方面對不同民族皆具文化吸引力，同時又對不同民族的參與和融入具有很高的包容性？

　　李大龍：我認為中華文化應該是指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在共同締造多民族國家中國的過程中形成的有關天、地、人三者之間和諧共處的智慧結晶。中華文化與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不同，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追求“天下大同”是其最高的理想境界，也是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內容，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則是“大一統”思想。董仲舒將“大一統”界定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大一統”思想主導著中華大地的歷史走向，“二十四史”可以說是眾多政權實踐“大一統”思想成功者留下的足跡，而這也是亨廷頓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的主要原因。

　　中華文化之所以對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具有吸引力，源自于對“天下大同”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核心特質。不同人群在努力實現“天下大同”這一共同政治理想過程中對“大一統”思想的理解不同，實踐活動也存在差異，而所創造的文化異彩紛呈，但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與“包容性”相比，稱之為“多元性”似乎更準確。(完)

　　受訪者簡介：

　　李大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編審、研究員，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編輯部主任、主編，博士生導師、教授。1964年生，河北滄州人，漢族。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全國出版行業領軍人物，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