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熊昭明：廣西漢墓何以出土“羅馬玻璃碗”？

　　中新社南寧4月19日電 題：廣西漢墓何以出土“羅馬玻璃碗”？

　　——專訪廣西民族大學教授熊昭明

　　作者 黃令妍 楊陳

　　從漢王朝使團帶去黃金，到東南亞、南亞國家輸入各類珠飾，再到或經由南亞和東南亞，從西亞、地中海地區間接貿易輸入的羅馬玻璃珠、玻璃碗、波斯陶壺和銅鈸等，通過對廣西合浦漢墓出土文物的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一條2000多年前正式開通的遠洋貿易航線不斷清晰和豐滿。

　　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考古遺存研究及相關歷史文獻整理》首席專家熊昭明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合浦漢墓出土文物生動再現了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科技與文化傳播、人員往來的圖景，實證漢代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多元、包容特質。這對今天營造新型中西關系，充分闡述跨國界和跨地區交流與多維對話方面，有很大現實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合浦漢墓出土文物被認為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有力物證，其如何反映當時中國與海外商品貿易，及中西文化交流、技術傳播？

　　熊昭明：合浦漢墓群是中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墓群之一，1957年迄今，發掘已超過1200座，出土大量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文物。這些文物印證了漢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出黃金、絲綢等。通過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貿易，或與中亞、西亞和地中海地區的間接貿易，輸入香料、玻璃器皿、波斯陶壺、銅鈸和珠飾等舶來品。其中珠飾包括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綠柱石、肉紅石髓、瑪瑙、蝕刻石髓、金珠等。

　　以合浦漢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為例，因當時西方人比較喜歡瑪瑙，他們就區別于單色玻璃，仿瑪瑙的顏色制作了此碗。經化學成分分析后確認，該碗為原產于地中海沿岸的鈉鈣玻璃，后經印度等地轉口貿易流入合浦。

　　通過梳理和研究合浦漢墓及其相關出土文物，當時海路貿易和文化交流的輪廓漸現，從而印證了史籍關于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記載。這一階段甚至更早時期，航線西端的印度、斯里蘭卡跨越印度洋與地中海地區的貿易已經興盛，合浦港作為航線東端的起點，通過東南亞、南亞與西亞、地中海地區建立起間接聯系，從而構成互聯互通的中西海路交往網絡。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貿易路線，還是文化交流、科技傳播的路線。考古專家已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發現中國漢代生產的銅鏡和陶器等。西方的玻璃制造、采珠、寶石加工和塊煉鐵冶鐵等技術，也在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合浦漢墓群中，約有100座墓出土了玻璃器。經考古學研究和科技分析，這些玻璃器分別來自域外的東南亞、南亞以及地中海地區。廣西各地也出土了不少制作技藝高超的漢代本地產玻璃器皿。漢代時期，廣西地處邊陲，文化科學技術都相對落后，唯獨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該現象的出現應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科技傳播密切相關。

　　此外，合浦漢墓一些出土器物還植入了域外元素，如勾畫外來人種的胡人俑、與西方有翼神獸關系密切的羽人座燈，反映佛教海路南傳的缽生蓮花器、摩竭佩、三寶佩等。常見于嶺南東漢中晚期磚室墓中的疊澀穹窿頂，其造型和構筑技術，或也受到中亞影響。這些都說明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不同文化已在漢代傳播到中國。

　　中新社記者：與陸上絲綢之路相比，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有何特殊歷史背景和意義？

　　熊昭明：秦漢時期，海外交通有東洋航路和南洋航路。東洋航路主要是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的交往，或為遷徙，或為戰爭，或朝貢，多屬偶發和單向行為，更無明確的貿易意愿與交換商品種類。

　　作為學術界共識，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基于沿線各國的官方保障。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大致形成于公元前1世紀。漢武帝平定南越、置合浦等九郡，實際控制了北部灣地區之后，才由官方正式開通，即史學界通常所稱的“南洋航路”。

　　漢武帝即位后，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其開拓的中亞商路，也就是陸上絲綢之路，時常發生動亂，忽通忽斷。而且安息商人為牟取暴利，故意從中阻隔。漢武帝遂采納張騫通過“蜀身毒道”，先與印度接觸，再從印度出發直達中亞的建議，但這條路要通過少數民族地區，大都是崎嶇山路、棧道索橋，比西北的商路更難保證其暢通，終未能打通。

　　當然，海上絲綢之路出現并非完全因為陸路不暢。事實上，漢武帝一直注重經略海洋。在平定南越國后，他迫不及待地開通了一條從北部灣畔的合浦郡出發、與西方往來的海洋通道。北部灣地區處于信風帶，有綿長的海岸線和常年不凍的良港，有南流江等河流聯系內陸腹地，與沿海各地的海路交通順暢，加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固有的傳統交往，為溝通中原和出海航行提供了便利條件。于是，合浦港一躍成為這一航線的始發港。

　　從歷史意義來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與從長安、洛陽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一道，共同構筑成漢王朝一北一南的對西海陸交往格局，在歷史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航線不但促進了北部灣經濟的發展和融入中華文明一體化的進程，還加速了東南亞和南亞沿線的復雜化社會進程和國家形成步伐，東南亞的扶南國等因航海貿易而興起。漢代以后，海路貿易持續擴大和繁榮，其歷史基礎正是以合浦為始發港的漢代海上絲綢之路。

　　中新社記者：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發現，對當今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及中西文明互鑒有何現實意義？

　　熊昭明：《漢書》記載表明，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和平之路。漢使團不使用戰爭、掠奪等手段，與沿途各國友好相處。甚至出現沿途所經國家為漢使團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員、購買船只送使團到下一個國家的友好場景。

　　2021年合浦漢墓群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充分說明合浦漢墓及其出土文物在實證中國對世界海洋文明貢獻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空間跨度較大，政治、文化、信仰、語言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缺乏共同的文化根基，經濟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因此，中國應以文化交流為切入點，以平等、真誠的姿態和開闊的胸懷，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系，如此有利于與各國民眾建立起強大的精神維系，使“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吸引更多國家參與支持，爭取到更廣泛的價值認同，也讓沿線各國民眾與中國一道，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奮斗。合浦漢墓及出土文物，以實證形式，闡述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之間的傳統交往和友誼，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一帶一路”倡議是對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與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由官方主導，民間參與，始終堅持開放合作，進行平等互惠雙向商貿活動，加強不同文明之間對話，求同存異、兼容并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的特征不謀而合。

　　以史為鑒，方知興替。漢代海上絲綢之路，開辟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相信“一帶一路”倡議亦將以實際的益處，獲得沿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造福沿線民眾。(完)

　　受訪者簡介：

　　熊昭明，1967年生于廣西防城。歷史學博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考古遺存研究及相關歷史文獻整理》首席專家。自1990年起在廣西從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主攻漢代考古及中西文化交流，在國內外出版發表相關著作、發掘報告和論文60多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