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9日電 題：王石：中外民間交流何以是“打開氣孔”？

　　中新社記者 應妮

　　人類生活因經濟、科技和信息化的飛速進步而走向全球化，但仍保留著民族、地域等鮮明特色，離不開自身固有的文化傳統。應如何在各自“文化認同”中求同存異？不同文化的接觸融合如何產生新的多樣性？民間交流為何被認為像“打開氣孔”一樣促進了人文相親？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文化學者王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我們注意到全球化運動在經濟、科技方面的走向，與精神、文化方面的走向似乎恰好相反。如何理解全球化這種不同領域的正反走向，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

　　王石：“文化認同”這個說法是著名學者杜維明先生翻譯的。英文原詞是“Identity”，出自《文明的沖突》作者亨廷頓在本世紀初寫的《我們是誰？》一書，他認為全球化背景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將更注重和認同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

　　亨廷頓教授的“Who are we？”之問，是來自歐洲的新移民盎格魯-撒克遜人之問，這也啟發了中國。“中華文化”四個字，從海外到內地，從學界到官方，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文化稱謂和文化認同，也是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

　　2004年，由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5人發起，中華文化促進會邀集海內外60余位知名學者、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在北京舉行“全球化與中華文化”為主題的高峰論壇并發表《甲申文化宣言》。

　　現在看來，當時的文化認同基本是向內認同，即各國各民族都認同各自的文化。從全球范圍看，這種基于差異的傳統和價值觀，是各民族在各自發展中形成的結果，具有明顯的獨立性和特色，不易走向融合。

　　論壇上，許倬云和何茲全兩位歷史大家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人類的文化和人類的組織一樣，從原始社會時期的家族社會開始，范圍和組織規模越來越大，因此文化圈子也會越來越大。在此趨勢下，文化走向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只是這個過程要經歷一個磕磕碰碰、糾纏不休、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的過程。

　　世界是關聯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與世界的對話交流中，文化可以實現更好的傳承和發展。好的文化，兼具現實性與未來性，是未來在今天的樣子。

　　中新社記者：中國不僅一貫堅持全球化方向，而且還于2012年率先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如何從中華傳統文化角度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

　　王石：古代中國人的“天下”，是一個超越“國家”的概念。“以天下觀天下”“天下為公”，這類說法明顯具有類同于“世界”的含義。“天下指的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世界(a world of worldness)”，哲學家趙汀陽特別指出，“民族國家體系、帝國主義、爭霸體系所定義的國際政治概念，正逐漸與全球化的事實失去對應性”。從人類發展趨勢看，從未來世界的視角看，許多傳統的、天經地義的概念，都應該以“天下”為單位重新定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后，我覺得有兩點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在追求本國利益時，要適當注意到他國的合理關切。“將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這個意思。

　　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把競爭的最高原則定為共同利益、合作共贏，而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利益高于共同利益，反對零和思維。我認為這兩條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閃光的思想。

　　在我看來，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我們看到的是全球競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后，全球化就有了一道曙光、一種理想，即人類不僅是競爭關系，也是合作關系。這個理念提升了全球化的意義。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和多元性？

　　王石：差異普遍存在。人們常說，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但另一方面，世上也沒有完全不同的兩片樹葉。如果完全不同，就不能比較，也不是樹葉了。千差萬別之中顯示“共同性”，同和異是一體兩面。所以，人類共性是一個無比重要的課題。所謂“大同”，在我看來，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處看千差萬別，大處看則是相同的。

　　目前在人類文化發展方面有兩種聲音：一種叫多元，一種叫融合。多元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存有狀態，但趨勢是在不斷融合，這和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有關。人類的社會組織越大，就意味著文化越大，所以中國人有一種思想：你只要認同彼此文化，你我就是一家人了，意即“四海之內皆兄弟”。存有狀態是多元，歷史和現實就是多元，在發展中逐漸形成多元，在多元融合中出現新的文化。

　　在融合的趨勢中，我們應該有文化自信，珍惜自己的傳統和文化，同時，不因強調特色而把自己和其他國家民族隔開。

　　例如，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里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就是說全世界的文化在基本方面是一樣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世界的，不必去做區隔。所以談到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走出去做什么？走出去交朋友，走出去讓別人了解我們，走出去也了解別人。

　　差異當中也蘊含著發展的契機。油畫從歐洲走出來，油畫發展了；交響樂從歐洲走出來，日本、中國都有交響樂，交響樂發展了。這些事實都說明打破邊界走出去會壯大自己。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融合，會產生新的多樣性。佛教傳入中國，產生了中國化的禪宗，西方交響音樂與越劇音樂融合，產生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文化交流是一切對外交流的基礎？在民間交流過程中，有什么感動您的事情或細節可以分享？

　　王石：不同文化之間，即使不考慮偏見、抵制、對抗和沖突等負面因素，從陌生、好奇、戒備、接觸，到了解、接受、欣賞，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面對差異，面對文化選擇，應當有充分的估計與持久的耐心。民間交流往往規模不大，時效亦短，每次僅只“一點一閃”的交流，但持續不斷開展下去，就會打開無數個氣孔，無數扇門窗。民相親，才是終極價值。

　　今年是中華文化促進會成立30周年，民間交流方面有很多感動我的瞬間。成立之初，我們舉辦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評選了100多首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音樂作品。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夏之秋譜寫的《歌八百壯士》入選，歌頌淞滬會戰中英雄團長謝晉元率領八百戰士孤軍奮守四行倉庫的光輝事跡，唱的是“中國不會亡”。夏教授知曉時已經病危，對夫人說，“你要替我去參加頒獎，替我把獎狀拿回來，放在我的骨灰盒上。”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的評選不只是音樂，它開啟了華人世界、華人文化的空間，蘊含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認同。

　　在國際交流中，我們要更多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通性，追求人類的共同價值與相通心理，不應人為設置障礙。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趨勢，也不會因一時的困難而逆轉。(完)

　　受訪者簡介：

　　王石，1948年生，祖籍山西襄垣，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文化學者、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副會長，中央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曾任教于解放軍藝術學院、北京大學，講授藝術概論，著有劇作和文化評論多種。1992年起致力于中華文化促進會的創立與發展，先后擔任該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常務副主席；創立海內外區域組織、行業協作體和各門類專業委員會150余個；策劃并領導實施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系列活動、《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出版工程、中華文化論壇、中華文化年度人物評頒活動、中美音樂論壇、亞洲文化合作會議、兩岸人文對話、萬里茶道中蒙俄城市合作峰會等多項重大文化項目，以及創辦中央數字書畫頻道、音像世界頻道及世界遺產地理雜志，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政府組織(NGO)發展領域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