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4日電 題：守護西藏雪域高原，為何惠及世界？

　　作者 楊濤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被譽為“世界屋脊”“亞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是中國的“江河源”，也是全球氣候變暖的敏感區、北半球氣候“調節器”，眾多跨境河流發源于此，具有重要的全球生態地位。西藏自治區位于青藏高原的主體區域，高原地區的地質結構年輕、日照強烈、高寒缺氧、生態脆弱，且發展起步晚，面臨較大發展約束和居民增收壓力。

　　協調推進生態環境保護、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居民生活品質，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中國一直奮力追求的目標和不斷探索的重大議題，將進一步惠及西藏和世界。

　　西藏生態環境保護，如何影響全球？

　　長期以來，中國高度重視西藏的生態環境保護，不斷提升其在國家總體發展中的戰略地位。2010年，中央明確提出使西藏成為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并實施生態保護工程、生態建設工程和生態監測工程；2020年更是從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戰略高度，推動青藏高原建設成為中國乃至國際生態文明高地。這些舉措，有助于全國各族人民從生態保護中受益，同時惠及世界。

　　通過不懈努力，西藏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為中國和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獨特貢獻。

　　其一，保障亞洲“生命之源”。西藏高原地區是“亞洲水塔”的重要源頭，無論是流向中國內地的金沙江，還是最終流向東南亞、南亞的怒江、瀾滄江、雅魯藏布江等，通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確保水質優良，保持不受污染的潔凈狀態，西藏實現了“一江清水向東、向南流”。

　　其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作為全球氣候敏感區和氣候“調節器”，西藏高原地區的升溫速度是全球的兩倍，極易受全球氣候變暖威脅。在中國政府支持下，西藏積極投入中國和全球碳達峰碳中和的行動之中：一方面，通過合理開發水能、太陽能、光能等清潔能源，減少對化石能源依賴，降低農牧民對薪柴、草皮和牛糞的消費；另一方面，通過大力推動“兩江四河”流域綠化工程和植樹造林活動，實現大規模“固碳”，2022年完成營造林117.9萬畝。

　　其三，促進全球生物多樣性。作為世界難得的生物多樣性寶庫，西藏積極設立各類自然保護區47個，為野生動物和植物提供了不受人類干擾的生境，收集保存了2000多種高原生物種質資源。

　　如何統籌西藏生態保護、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世界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最終會造成生態環境危機，甚至危及人類文明的延續。作為對西方工業化教訓的警戒，中國一開始就堅持系統思維，致力于西藏生態保護、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統籌推進，不盲目追求發展速度，而是更關注發展質量。歸納起來，可分為五個方面。

　　一是通過高質量的國家空間規劃，合理設定出生產、生活與生態空間的組合和比例，劃定出生態紅線。目前，西藏有近90%的國土被劃為生態相關用地，充分體現了生態保護優先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二是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經濟，禁止高污染和高能耗產業與項目進入西藏，同時積極發展生態旅游、清潔能源、數字經濟、民族手工業等西藏具有的資源優勢、培植環境友好，且符合先進技術與市場需求的產業。

　　三是將良好生態環境作為西藏各族人民民生福祉的重要內容，為居民提供潔凈的空氣和良好的人居環境。通過實施大規模的生態補償，構建了包括草原、林業、濕地、跨流域水資源等全方位的生態補償機制；設立數量可觀的生態崗位，推動實現綠色就業。

　　四是針對“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困境，慎重實施極高海拔生態搬遷、風濕病搬遷、地質災害搬遷等類型多樣的生態搬遷項目，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些既緩解了遷出地人與自然環境的緊張關系，如快速增長的人口與有限草場之間的緊張、人口與數量快速增長的野生動物間的沖突，又為野生動物騰出了更多生存空間。此外，生態搬遷也提升了遷出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如從極高海拔搬遷到海拔較低、經濟條件較好的藏中地區，居民期望壽命增加10多歲，兒童、青少年實現了就近入學，就業數量和種類顯著增多。

　　五是提升西藏生態環境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通過推廣國家公園體制，推動羌塘、珠峰等更多地區成為國家公園；加強湖長制和林長制，讓地方各級對生態建設負起主責；配合國家環境督察制度，建立自治區各級環保督察機制；舉全國科技力量，實施中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提高生態環境監測水平和科學保護能力。

　　高原現代化，如何“內外兼修”？

　　占青藏高原約一半面積的西藏，是保護高原生態環境的重要主體。西藏的青藏高原地區，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面臨實現生態保護、擺脫貧困、走向現代化的多重任務。克服困境，既離不開挖掘傳統生態文化，激發內生保護動力，也離不開實施積極外部援助，及時緩解發展面臨的資金約束，提升協調發展能力。

　　一方面，激發青藏高原各族人民傳統生態文化活力。青藏高原氣候惡劣，高寒缺氧，人類生存環境極其不利，高原各族人民為了生存和發展，在生產生活中形成了獨特的傳統生態文化，例如對山水的崇尚、眾生平等的觀念。這些傳統生態文化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時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促進了青藏高原生態環境長期保持本底狀態。西藏積極挖掘、保護這些傳統生態文化，并使之與當代科技和時代需求相結合，使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另一方面，在青藏高原地區可持續發展中投入大量資金，緩解甚至破解了西藏在保護生態和促進發展改善民生時所面臨的資金約束。現代化多重任務的快速實現，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資本正是青藏高原地區在發展起步階段所稀缺的。除各類生態補償資金外，還提供大量財政轉移支付，推動西藏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例如，過去20年，西藏財政總收入中，來自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占比均在90%左右，西藏交通、水利等主要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所需資金，絕大部分也來自于中央投資。因此，一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初期，及時獲得中央政府財政支持，或世界可持續性發展項目的資金支持，對于打破“先發展—大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續模式非常重要。

　　綜上所述，過去20年西藏高原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歷程，充分表明了西藏生態環境保護實踐的科學和成功。中國對西藏生態保護的戰略重視、抓住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主要矛盾、激發傳統生態文化活力和及時提供財政支持等實踐經驗，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其他生態脆弱、發展任務艱巨的國家與地區，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值得向世界推廣。(完)

　　作者簡介：

　　楊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從事青藏高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項、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1項，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提供智庫報告30余篇，出版專著《西藏產業互動的共享式增長效應研究》《西藏那曲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費及其保障》《西藏民主改革60年·生態環境卷》(執行主編)《從重負到自如：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貧困效應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