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山東曲阜7月12日電 題：大學——個人與全球共同體何以成其大？

　　——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勞悅強

　　中新社記者 文龍杰 史元豐 王宗漢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凝聚于一篇《大學》之中，“大學之道”，千年流傳，為世界所共有。作為儒學的代表人物，孔子何以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象征？儒學在世界文明對話進程中有何作用？“大學”之思想如何為個人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慧？在出席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勞悅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答以上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不同文明間對話交流的平臺，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以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命名。孔子何以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象征人物？

　　勞悅強：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圣人，也可謂中國文化的象征。有觀點認為，孔子的地位因歷代皇帝推崇而來，其實，這有誤解之嫌。孔子的弟子宰我說：“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另一個弟子有若又說：“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換言之，孔子的偉大在于他的為人，在于他的思想文化地位，不在于他的政治地位。

　　兩千多年來，中國人覺得孔子了不起，尊崇他為“圣人”。然孟子云：“圣人，人倫之至也。”所謂“圣人”，其實指的是做人的典范，圣人并不是神。自漢高祖始，皇帝認識到孔子為人的典范，加以尊崇，并沒有把孔子神化，孔子始終是“生民”。

　　孔子也是人，但他活出了“人”之為“人”的典范。作為做人的典范，孔子對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參考意義。而對于任何一種文化同樣如此。16世紀耶穌會教士來華，親身經驗了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這是他們跟中國士大夫和百姓接觸的經驗，而并非從皇帝那里聽聞孔子之于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說法，認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其間世界各大文明中的宗教都先后在教義和信仰上出現哲學的突破，趨向理性化；而信仰者作為群體，也同時開始有鮮明的自覺意識，反省自身存在的意義。雅斯貝爾斯指出，這是哲學領域一個劃時代的轉向，其關鍵時刻在于公元前500年，而他也把孔子和先秦諸子代表的中國思想文化列入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講，孔子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象征人物，是西方人最先明確提出的。“軸心文明”的說法至今在世界上依然有廣泛影響。

　　中新社記者：海外儒學研究，當下較關注哪些議題？為什么會關注這些議題？在當今世界意義如何？

　　勞悅強：“儒學”的研究范圍相當大，西方學者通常都是從史學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史學方面，一般都是關于思想史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目前主流比較關心儒家士大夫作為一個群體對于地方吏治和文化的影響。哲學方面則大多從比較哲學的立場，專注于儒家思想作為美德倫理的研究，學者的意圖似乎在于探討儒家思想作為一套倫理學，是否可以補救西方傳統倫理學如效益主義和康德的義務倫理學的流弊。由于中國哲學在西方學術界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正當性，海外的儒家思想研究在西方社會中恐怕影響有限，而儒學的社會文化史則可以增加學者對儒家地方吏治的認識，對認識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演變很有幫助。

　　中新社記者：今天，儒學在促進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何種作用？

　　勞悅強：狹義的儒學只局限于哲學思想一隅。廣義的儒學包含歷史、文學、藝術、政治制度，乃至禮俗生活，可以稱為儒家文化，在中華文明中具體呈現。局限于哲學思想方面的儒學很容易流變為抽象的理論，在學術交流上固然有其方便和好處，但要領略儒家文化，觀察人與人之間在生活中的互動，則更為直接切當，更有質感和實際內涵。人情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但最簡單親切的人情味，很難用理論來體會。

　　儒學必須先建立本身的主體性，這項首要工作理所當然要由中國學者來承擔。正確恰當地了解儒家文化，才能稱職地擁有宣揚儒學的話語權。同時，中國學者也必須虛心學習其他文化，以求得到同情的理解，“知己知彼”，這樣才能真正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

　　中新社記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面對當下的全球挑戰，“大學”之思想如何為個人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慧？

　　勞悅強：“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是“大學”的三綱領，主要思想在于說明個體如何做到人之所以為人最好的模樣，同時照顧別人，共同成長。這是建立群體的基礎，以及發展群體的切實做法和道理。能夠充分發展自己，與他人共同成長，持續不斷，就是“至善”。與他人共同成長即是擴大自己，共同活出人類最好的世界，講究這樣的道理的學問就是無以尚之的學問，儒家稱之為“大學”。

　　人之所以為人應有的模樣，中國古人稱之為“人樣”，這個說法今天仍然通用。儒家相信，人人天生都有“明德”，“明德”讓人能夠超越人的生物性局限。人心好像一面明鏡，但人的生物性欲望會惹來局限自己的塵埃，如果不打掃，塵埃就會堆積在鏡面上，鏡子就不再明亮。要有“人樣”，關鍵在于保持自己天生的“明德”，讓它晶瑩發亮。“明德”好像燈泡的燈絲，生活中的修行猶如電能，可以讓燈絲發光，但燈泡的表面需要干凈，否則燈泡還是不能產生照亮的作用。“明明德”是個體的人生使命，如同燈泡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能夠照明它的環境。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人與人必須和平相處，才能“做人”，才能生活，這是由家庭而至更大的群體組織的共同生活。在人與人相處時，各自互相扶持，幫助對方做人。這就是所謂“親民”。“親民”應該作“新民”更有道理。“新民”就是讓人煥然一新，提升為更好的人，更有“人樣”，因此，《大學》又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之所以能夠這樣過“日日新”的生活，因為上天賦予了他“明德”。

　　“明德”是一種天賦的明睿能力。一個人的心靈能夠天天晶瑩發亮，“日日新”，又能夠幫助跟自己有接觸的人同樣發亮，這就是所謂“平天下”。“平天下”就是人人都能夠“明明德”，都能夠互相幫助對方去一起“明明德”。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夠“明明德”，天下豈不是就變成“人間天堂”了嗎？這是儒家的洞見，也是儒家博大包容的理想。《大學》所講的天下，即可視為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將“個人與全球共同體何以成其大”作為參加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發言題目？有何深意？

　　勞悅強：可以想象，戰國時代戰事頻仍，當時的儒家必然是從這個背景出發來提倡自身主張的。今天的世界也是硝煙屢起，貿易紛爭更是經年不斷。如果戰國時代的儒家來參加這次論壇，他們會說些什么呢？我以此為題，目的就是要讓儒家自身來發言，用21世紀的語言來傳達古老儒家的觀念。

　　儒家認為，人與人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很多時候都由于個體不自覺地把一切都局限于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好比燈泡上蒙上了一層污垢，自身也不能發出最明亮的燈光。凡事都局限于自身的利益就是“小”。依《大學》的講法就是沒有能夠“明明德”。忽視他人存在，自然也無法“親民”和“新民”，最終世界也不可能達到“平天下”的境界。

　　事實上，忽視他人存在，連一家人的生活都無法安寧。一家人要和諧生活，相親相愛，自己強調本人的需要和感受的同時，必須也要尊重家人的存在，考慮家人的需要，體諒他們的感受。這是推己及人。《大學》稱之為“絜矩之道”。孔子總結為“恕”。一旦能夠推己及人，同一屋檐下的人就不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一個和諧一體的家。

　　“平天下”才是“大”。唐代吳道子所作孔子像，畫中固然只有孔子一個人，但孔子是拱手作揖。這其實正是儒家思想具體而微的呈現——拱手作揖是行禮的動作，行禮是因為面前有他人存在，更重要的是，孔子心中有他人存在。中國為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就尊重他者的存在，加以禮敬。由此可見，儒家思想首先重視個人，但同時也尊敬他人。只管個人是“小”，推己及人便是“大”。儒家講“仁”。仁字的字形就是“二人為仁”，“仁”就是“大”，不仁就是“小”。

　　“大學”之道，不需要預設任何超自然的存在，也不需要任何神來保證可行，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從自身做起，推己及人，實踐“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人人都能昂首踏上的康莊大道。人類自身能夠正確認識自己，看清楚“人樣”的本真，人人能夠活出這個本真，做個“真人”，世界就自然會有和平的一日，人類共同體可以變成“人間天堂”。(完)

　　受訪者簡介：

　　勞悅強，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涉及先秦諸子思想、漢魏晉南北朝儒釋道三教互融、宋明理學、中國敘事學、佛教講經以及中國古代婦女史等。中文著作包括《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英文著作則包括《劍橋中國史》第二冊(六朝卷)中“清談與玄學”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