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2日電 題：中西文化大家何兆武，如何做“能思想的葦草”？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宋春丹

　　2021年5月27日下午四點，何兆武病危。救護車來接時，連血壓都測不出。晚上九點多，他的血壓和體溫奇跡般地上升，卻只是短暫的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安詳去世。

　　何兆武是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他1921年9月生于北京，畢業于西南聯大，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后任教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他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及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所著《中國思想發展史》中英文版成為中國多所大學的教科書，也為中國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他翻譯的《思想錄》《社會契約論》《西方哲學史》《法國革命論》等，成為影響數代中國人的經典。

　　20世紀60、70年代，山東大學教授孟祥才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社科院前身)歷史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與何兆武共事多年，他告訴記者，在那個非常年月，每當室里開會，何兆武一般是最后一個發言，發言總是三句話，被有人概括為“何三點”。無論何時，他始終保持低調，說話慢條斯理，闡述觀點心平氣和，不整人，盡量不說假話，也不跟潮流對著干，人品在圈子里有口皆碑。

　　諸青是個筆名

　　1952年，何兆武調入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學，在師范學院歷史系當講師。但當地不像北京，找不到什么書，他苦于不能好好看書。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制定了規模宏大的“12年科技規劃”。何兆武調進中科院，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第二歷史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

　　副所長侯外廬兼任中國思想研究室主任，一直想把自己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后兩卷編完(新中國成立前出版了一至三卷)。1957年夏重啟此項工作時，他從西北大學借調了張豈之，又接連選調所里的李學勤、楊超、林英和何兆武到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工作。該書出版時的署名之一“諸青”，就是這五位青年學者的集體筆名。

　　張豈之、李學勤、楊超、林英被稱為侯外廬手下“四大金剛”，無論在業務合作還是情感上都與侯外廬更親密。何兆武則相對獨立，經常看到他一個人在翻閱外文書。

　　侯外廬凡事一定要從馬克思原典里找根據，遇到一個重要概念，不弄清確切含義絕不罷休。何兆武的工作之一，便是幫侯外廬查德文原典。

　　工作之余，何兆武就讀書和翻譯，因為只有做翻譯不會犯錯：“話都是別人說的，我只負責翻譯。”1958年，他翻譯的盧梭《民約論》出版。1962年，這部書經修訂后改名為《社會契約論》出版。這兩部譯作成為當時青年中流行的讀物，至今在多種中譯本中仍是銷量最大、注釋最詳、流傳最廣的。

　　孟祥才說，何兆武的外語水平在歷史所是絕對的第一，譯作盧梭《民約論》等達到了“信、雅、達”的水平。他的國文功底也相當好，孟祥才寫《梁啟超傳》時向他請教了很多問題，他基本都能圓滿回答。

　　張豈之告訴記者，何兆武翻譯作品可以說達到了“爐火純青”。“說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學養、在西方文化特別是哲學方面有很大貢獻的學術大家，這是合適的。”

　　張豈之記得，侯外廬曾說：“兆武同志有其‘大’。”每次侯外廬來研究室找大家談話，都要加一句“請兆武一起來”。侯外廬告訴張豈之，何兆武在公眾場合不大發表意見，不等于他對事理不清，而是表明他不輕易表述意見。他是有學問的人，大家應當尊重他，向他學習。

　　真理，只有一個

　　“文革”開始后，何兆武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形勢太混亂，他就躲在家里當“逍遙派”，狂讀康德。

　　20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求學時，何兆武讀的康德的入門書，是《純粹理性批判》(即“第一批判”)的英譯本。本以為“康德的書連王國維都讀不懂，我怕是沒有希望讀懂了”，沒想到不僅讀懂了，還讀出“會心之樂”。

　　康德說，當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心意追求著彼此沖突的各自目標，就是在不自覺地朝著共同目標前進，這是一種“理性的狡猾”。大自然絕不做徒勞無功的事，一旦把理性和自由給予了人類，這就夠了，從此就不再去插手干預，而是讓人類自己去創造自己的一切——這就是歷史。

　　何兆武讀后，產生了柳暗花明、豁然開朗的天啟之感。他想起了歌德的名言：“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卻仍然只有一個。”他開始偷偷翻譯，只是為了逃于空虛、苦中作樂，并沒想過出版。

　　尼克松訪華后的1972年夏，何兆武注意到《參考消息》上的一條外電，說新華書店里又擺出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正是他翻譯的。他敏感地捕捉到氣候的變化，遂把私下翻譯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八篇論文重新加以校譯整理，送交出版社，出版社改名為《歷史理性批判文集》。沒想到的是，這本書直到1990年才問世。

　　何兆武說，大家都說康德晦澀難懂，但如果先讀奠定美學基礎的“第三批判”(《批判力批判》)以及“第四批判”，就能看到一個更有趣的康德。

　　他說，康德的批判哲學就像一部“哲學的神曲”，“第一批判”帶你游現象世界，“第二批判”帶你游本體世界，“第三批判”則將你帶上九重天。

　　能思想的葦草

　　1979年，何兆武直接由助理研究員提升為研究員。1983年，他又赴美國紐約，擔任哥倫比亞大學魯斯基金訪問教授。

　　陳啟能1959年進入世界歷史所，他告訴記者，何兆武一心做學問，但是不死磕學問，一天到晚聽音樂。聊天時，他很少談自己，但問他什么也不回避。他喜歡歷史，但不是死板的歷史，更喜歡歷史理論和歷史思想。1996年，兩人合編了《當代西方史學理論》。

　　1985年，社科院開始籌辦《史學理論》雜志。第一屆編委于沛說，當時請了代表國外史學理論研究最高水平的兩位專家張芝聯和何兆武當編委。何兆武學問很好，卻很謙虛，總向別人征求意見，從不講定性的、武斷的話。

　　于沛說，何兆武給《史學理論》寫了很多文章，他能結合80年代中國史學的現實，從中國學科建設的角度來寫。學界長期爭論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延續那么久，何兆武說這是個“偽問題”，是以歐洲為視角提出來的，既然要“摒棄歐洲中心論”，就要承認這是中國的特點。何兆武大笑說：“青年先鋒怎么還不如我這個老頭？”

　　20世紀80年代后清華大學恢復文科，1986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專家聘請了張岱年，西方思想史方面的專家聘請了何兆武。

　　所長羊滌生去社科院請何兆武時，何兆武因為房子拆遷住在地震棚里。他說：“誰給我解決住房，我就去那里。”就這樣，他從社科院歷史所調到了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何兆武一直住在清華大學西南樓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里。清華大學曾請他搬到荷清苑小區一套一百幾十平方米的新房，但他沒搬，房子也沒要，仍住原處。

　　早年間，清華園里常能看到他蹬著銹跡斑斑、嘎嘎作響的自行車絕塵而去的身影。漸漸地，他只能拄杖而行了。

　　2001年，何兆武80歲。清華大學想為他辦祝壽會，他堅決謝絕，祝壽會遂改為“何兆武史學理論研討會”，但開會時他鎖上家門跑了。

　　90歲時，大家以他的一位好友學者去世一周年為由召開了一次會議，默契地絕口不提生日，花籃、條幅也不出現任何相關字眼。

　　孟祥才說，改革開放后形勢和環境完全變了，何兆武迎來個人學術發展的黃金期，諸多論著和譯作使他取得了與其真實水平相匹配的學術地位，但他反而更低調了。

　　何兆武卻說，其實自己并沒有寫過什么正經的書，他的書大都是短文的合集。他戲稱，現在貨幣貶值，大師也貶值了，動不動就是什么大師。

　　2006年，他的口述史《上學記》出版，反響強烈，其中對馮友蘭的“微詞”等一些比較尖銳的內容也招致一些質問，但他沒有出面做任何辯解。孟祥才覺得這符合他的處事原則：不分辯，任憑別人去說。

　　但不說，不等于不思考。

　　何兆武愛引用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帕斯卡《思想錄》中的一段名言。這本書是他在“文革”初期翻譯的，改革開放后出版。他的一部文集，就叫《葦草集》。

　　帕斯卡的這段話說，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占有多少土地都是沒用的，由于空間，宇宙囊括、吞并了人，但是由于思想，“我卻囊括了宇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