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6日電 題：現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專訪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孫向晨

　　中新社記者 文龍杰

　　“家”在中華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包涵著獨特的思想資源，甚至成為一種理解世界的范式。

　　近年來，“家”重新被知識界關注，“家哲學”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之一。在文化厚厚的包裹中，“家”的深處究竟與西方哲學中的“家”有何不同？“家”能否在普遍化、去語境化的論述中成為普遍的哲學論題？中新社“東西問”日前就此獨家專訪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孫向晨教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近年來致力于對家進行哲學挖掘，能否介紹一下，何為哲學意義上的家？

　　孫向晨：“家”是人們特別踴躍討論的話題，也是非常復雜的論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反家非孝”成為社會主流，比較典型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魯迅《狂人日記》中提到的“禮教吃人”等。除了這些社會影響比較大的文學作品，陳獨秀、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也在思想上對中國人的家文化進行了批判。家，在我們的語境中承載了太多個人、民族與歷史的沉重記憶。

　　必須認識到，“家”在中國或者漢語思想傳統中，有著不同層次的意義，如不清晰區分開來，容易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倒掉。因此，需正本清源，一要區分家在中國文化中的深厚傳統與家的哲學意味；二要區分家之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根基性地位與“家”對于人類而言的生存論地位。

　　任何一個文明都關注“不朽”的問題。古文明埃及會借助木乃伊來直觀表達生命的不朽，基督教借助上帝，佛教則借助靈魂的輪回。中國人尤其是儒家對“不朽”的理解，主要是通過“生生不息”來實現。

　　“生生不息”可看作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基本信仰。比如，在故事“愚公移山”中，愚公與智叟最根本的區別在于愚公的時間世界如天地般廣袤長遠，“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智叟的時間世界只局限在這一生一世。基于對“世代”的關注與信心，中國人會對生命之間的延續給予特別關注，對于世代之間的情感最為看重，古代稱之為“親親”，《中庸》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西方哲學傳統中對情愛(Eros)、友愛(Philia)以及基督教里神對于人的圣愛(Agape)都有許多論述，唯獨對于親親之愛、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情講得很少。而中國人在親親之愛中還發展出一種中國的根基性的德性“孝”。“孝”字上面是“老”，下面是“子”，意味著不同世代之間的結合，通過“父慈子孝”并由此發展“家”的哲學。

　　西方的愛從愛情開始，中國人更注重“愛由親始”。前者注重個體，因此海德格爾講人是“向死的存在”；中國人則揭示出面對未來世代的存在向度，重視生命之間的延續性，如民間“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之說。比如，“教”與“學”兩個漢字都與“子”有關，也都與世代傳承相關，因此把“師”與“父”聯系在一起，將老師與“天地君親”放在同一序列中敬拜。通過挖掘“家”的哲學意義，有助于在世代延續性中理解生命。

　　中新社記者：“家”在漢語思想傳統中處于何種地位？

　　孫向晨：“家”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形態，在漢語思想傳統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

　　縱向上，向上“慎終追遠”，向下“生生不已”，“家”成為聯通上下世代的樞紐。橫向上，中國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上去“修身”是修齊治平的基礎，其實修的是對父母的孝順、對子女的慈愛、夫妻的義順，“修身”并非純粹個體性修煉，而是在家庭關系性中的一種修煉。所以“家”才是修齊治平的核心，國家是大的家，天下則是“四海一家”。

　　中新社記者：從文明論的高度思考“家”，“家”為何在中華文明中被格外重視？

　　孫向晨：其實，古希臘也講“家”，但城邦興起后，對“家”的文化產生了抑制作用；基督教也講“家”，圣父圣子圣母，都是以“家”為喻體的，但神圣化了的“家”卻掩蓋了現實中真實的“家”；在中國，則以“家”為本位，自覺地以家的基本特點來理解世界。

　　與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既不依靠希臘式諸神、基督教式位格神，也不依靠佛教的六道輪回，而是通過“家”，這一基本的生存環節，作為文明發展的基礎。

　　中華文化基于“家”發展出倫理體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最后通過“推恩”達到泛愛天下，即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一種道德化世界。此外，“家”對中國人還有很強的精神性寄托，因而注重“慎終追遠”，也強調落葉歸根。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人對“家”的思念無處不在，“家”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廣泛哲學基礎，對全人類意義幾何？

　　孫向晨：我在柏林講中國哲學時，特別強調了“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哲學出發點，德國學生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只是西方文化并未發展出這樣一種體系化、系統化的家文化。“家”在漢語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壤與地基。近年來，我試圖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更加理性化、更具普遍性的“家哲學”，挖掘其對全人類的哲學貢獻。

　　就現代社會而言，“家哲學”應成為醫治現代性疾病的良藥。現代世界中，人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意義上都是獨立的個體，這當然具有進步意義，肯定了個體的尊嚴與價值。而在傳統社會，個體很難獨立生存，需倚靠更大的共同體。在古希臘，人是城邦的動物；在天主教，人倚靠于教會；在印度，人是村社的動物；在中國，人是家庭的動物。只有在現代社會，個體才可能獨立存在。物質文化的極大豐富，使人對整體的依賴度降低。

　　另一方面，人的生存依然是社會性的，在漢字中“人”字雖只有兩筆，但表達了相互扶持；“仁者人也”，“仁，親也。從人，從二”，則表達了兩人間的親切關系。人在理智生活上可以是獨立的，在情感上則對彼此有著深深的依戀。就后者而言，現代社會給予的支撐非常不足，所謂的存在主義問題就出現了，人的荒謬感、漂浮感、虛無感都爆發出來。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形成的強個體概念，一旦沒有上帝作為內在支撐，亦即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之后，“個體”就處于一種漂浮狀態。“家哲學”由“親親”而“親切”，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關系性的、扶助性的，基本趨向是把人從遠處拉近，形成一個溫暖世界。

　　與希臘特別強調理性相比，“家”更強調情感，強調成員間的相互關聯。“家”作為一種文明論范疇，其奠基的世界更有家園的溫暖，而非茫然大地的荒蕪。

　　中新社記者：如何通過闡發“天下一家”的理念，破除文明沖突論？

　　孫向晨：人和動物不一樣，不是靠本能生活，而是生活在“三觀”之中，具有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西方文化傳統中有非常進步的方面，但也存在種種弱點乃至弊端。比如，按照霍布斯理論，人在自然狀態下即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將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理解和界定為相互沖突、爭斗、排斥。像個體層面一樣，在理解國和國之間的關系上，民族國家也處于相互爭斗關系中。康德講永久和平，其前提也是國家間相互爭斗。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同樣復制了霍布斯的沖突邏輯。

　　從個體沖突、民族國家沖突到文明間的沖突，其基本邏輯一樣，都源于追求自我權力。根本在于其哲學模式是個體主義式的，即我與他者互為陌生。

　　“家”的哲學從“親親”開始，注重相互之間的關聯，但又強調“不同”，維特根斯坦從中發展出“家族相似”理論來破解西方的本質主義，而中國文化傳統的“和而不同”進一步概括了“家”的這種理想狀態。在這種“家哲學”的框架下，每個個體都可以不一樣，但因為“親親”而歸于“和”，并不一定就指向沖突。從家哲學中的“親親之愛”發展出“泛愛天下”的仁愛精神，可建立起對共同體、對國家關系的新理解，也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

　　“家哲學”旨在把他人拉近，強調“親如兄弟”，形成一種共同感與家庭氛圍，在此基礎上進而形成“天下一家”的相互關系，后者在哲學上轉變了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可提供一套新的哲學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天下觀，從而推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健康的“家”文化，提煉出普遍意義，在現代世界尤為重要。(完)

　　受訪者簡介：

　　 孫向晨，復旦大學教授、哲學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入選國家“萬人計劃”社科領軍人才(2020年)、上海市領軍人才(2019年)。曾在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巴黎高師、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等大學做訪問學者、訪問教授。牽頭或參與的教學項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2018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201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等雜志發表論文多篇，多項著作、論文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雙重本體：形塑現代中國價值形態的基礎》《現代個體權利與儒家傳統中的“個體”》兩篇文章分別入選2015、2017年“上海社聯十大年度推介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