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1日電 題：講述中國故事如何引發心與心的情感交流？

　　——專訪首屆蘭花獎獲獎者、英國籍翻譯家大衛·弗格森

　　作者 黃鈺欽 曾玥

　　9月8日，首屆蘭花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英國籍翻譯家、外文出版社榮譽英文主編、國際傳播專家大衛·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榮獲“杰出成就獎”。

　　在華從事英文編譯工作15年，大衛·弗格森視自己為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員。他如何看待中國近些年來發生的變化？講述中國故事如何引發心與心的情感交流？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傳播中面對的被“污名化”問題？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大衛·弗格森，就如何讓外國讀者讀懂中國展開問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華從事英文編譯工作15年，您如何看待這一工作在對外講好中國故事中的作用？

　　大衛·弗格森：去年是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我和其他幾名外國專家一起給習近平主席寫了信。習近平主席在給我們的回信中強調了翻譯的歷史作用，他談到了中國歷史上佛經漢譯，也談到了翻譯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影響，馬克思主義經典翻譯傳播，還談到了翻譯在當代的重要性。習近平主席一直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高超的翻譯技巧。

　　如今，中國大部分國際傳播都是通過英語進行。要向外國讀者講述中國故事，讓精通語言和了解文化的人參與其中，顯得尤為重要。在我看來，中國擁有一大批學習和從事外語工作的優秀人才。我們應將其視為可以積極利用的資源，真正將翻譯作為具有創造性的資源對待，而不是充當簡單機械的信息翻譯工具，被動翻譯別人創造的信息。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懂語言、懂文化的中國譯者投入到內容創作之中。

　　中新社記者：您走訪過中國的很多地方，也撰寫了許多書籍，比如《南通故事》《發現蘇州》《從貧困到富饒：甘肅美麗鄉村蛻變記》等。這一過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這些書是如何對外講述中國故事的？

　　大衛·弗格森：我很享受寫作給我帶來的旅行機會，讓我看到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受外文出版社邀請寫一本關于南通的書之前，我從沒聽說過這個城市。南通的人口規模遠高于我的家鄉蘇格蘭，令我倍感震撼。接下來我寫了一本關于蘇州的書，蘇州新舊交融、令人神往，既有保存完好的古城，也有高科技園區，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典范之一。

　　2020年底，我受邀到甘肅參加扶貧論壇，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親眼看到扶貧工作在農村的實踐。電子商務在中國的脫貧和鄉村振興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在村里建立的電子商務企業，使村民們能夠與國內市場甚至國際市場對話，這改變了許多村莊的經濟前景。我產生了為甘肅做點什么的想法，《從貧困到富饒：甘肅美麗鄉村蛻變記》一書由此產生，它詳細介紹了甘肅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的書并不是某個城市或地區的綜合性書籍，它們更像是一個縮影，從不同視角展現了當代中國的生活、商業、經濟、環境和文化。中國是一個正試圖向全世界受眾“推銷”自己的大國。因此，對外講述中國故事時，需要將世界看作一個大市場，中國則是向市場銷售產品的大公司之一。大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審視市場，針對市場中的不同群體制定產品。中國也需要研究受眾，將其分解成不同部分，有的關心經濟、有的關心環境、有的關心文化。我的書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很小，但我認為這就是需要走的路。

　　中新社記者：我們注意到，一些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由此造成了一些普通西方受眾對中國的誤解。您如何看待這種誤解？面對這種“污名化”，您的工作是否發生變化？

　　大衛·弗格森：“誤解”(misunderstanding)是一件理性的事情，因為“誤解”是信息匱乏或信息出入造成的，“誤解”是可以通過提供更多更準確的信息來彌補的。中國目前面對的問題不是信息匱乏或信息出入造成的“誤解”，“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一種更為準確的定義。

　　西方媒體和西方政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來尋找中國的錯誤，這是一種蓄意策劃、故意制造的敵意。因此，中國試圖通過訴諸理性的話語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是行不通的，中國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話語方式。

　　在我每次寫關于中國的書時，我總是會先挑出西方批評的某些方面。例如，在寫甘肅脫貧的故事前，我發現西方總是批評中國虛構數字，于是我在書中正面回應了這個問題。在我寫《從“廣東制造”到“廣東創造”》的時候，我談到了富士康公司遭受的批評。可以說，每當我寫作時，我總是試圖抓住西方批評的一個特定領域，并直接回答它。

　　我認為這很重要。因為西方采用的是一種咄咄逼人的對抗性話語，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話語并不具有攻擊性和對抗性。此外，國際話語是通過英語運作的，英語對中國來說是一門外語，對于一些最直接批評中國的國家來說則是母語。因此，像我這樣擁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應該主動向世界介紹中國，我愿意為中國辯護。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講述中國故事如何引發心與心的情感交流？對外講述中國故事需要注意哪些誤區？

　　大衛·弗格森：中國對外表達需要減少對正式政治話語的過度依賴，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的那樣，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講故事是在情感層面上與人進行交往的方式，而這也正是應對西方國家制造敵意的方法所在。

　　轉移批評、只講好的故事，這是錯誤的講故事方式。我認為現在中國媒體已經意識到，我們需要更好講述一個全面的故事。這就需要把中國當成一個動態的“視頻”，而不是當作一張靜態的“照片”。在“視頻”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所處的位置、已經取得的成就、將計劃處理的事情，這是正確的方法。西方媒體則傾向于從“視頻”中截取一幀，然后開始看圖說話，挑毛病、找缺點。

　　中新社記者：自2006年來到中國至今，您目睹了中國的許多重大事件，以及各層面的巨變。您如何看待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這些變化？

　　大衛·弗格森：我從2008年4月底開始在中國網擔任記者和編輯，僅僅兩周后，汶川就發生了地震。我接到的第一項重要工作任務就是前往四川報道災后情況，那是一段非常艱苦的經歷，但我也看到了很多積極向上的事情。

　　地震發生后，我和同事們前往設在體育場內的受災群眾安置點采訪。漸漸地，一群孩子開始跟著我這個外國人一起玩耍。有一張照片非常有意思，那是我和孩子們的合影，背景是一群成年人。人們剛剛經歷完一場大地震，但在那張照片里，每個人都在微笑。對我來說，這是中國人堅韌不拔精神的生動詮釋。

　　這些年來，我看到了中國的很多變化，基礎建設方面的變化最為突出。高速鐵路網從無到有，改變了中國人的出行方式，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我看來，基礎設施建設是脫貧的首要條件，需要能夠將人員、產品和信息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我所看到的另一個明顯變化是環境改善。15年前我來到北京時，霧霾問題非常嚴重，后來有了明顯改觀。我寫了一本名為《生態北京：綠韻新城》的書，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為建設更美好、更綠色的北京推進的多項工作。

　　我認為最能概括以上變化的是面貌的變化。我真心認為，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人們在追溯過去時可以說“我比我的父母生活得更好”，在展望未來時可以說“我知道我的孩子會比我生活得更好”的國家。這創造了一種積極的信念、期望和前景，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最重要的變化。

　　中新社記者：您榮獲首屆蘭花獎的“杰出成就獎”，這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未來您有什么工作計劃？

　　大衛·弗格森：我很榮幸能獲得這個頗具聲望的獎項，我會努力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積極力量。今后，我的主要任務仍將是編輯中國在國際交流中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我還想做更多的事。我在給中國的大學生們講課時，經常談到多支柱傳播策略的重要性。正式政治話語顯然是重要的支柱，但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很多其他支柱，例如主流媒體、商業媒體、社交媒體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是軟實力。

　　好的故事并不是宣傳。我認為中國提高講故事能力的方法之一，是通過電影講故事，這也是中國很擅長的一件事。當通過電影講述故事時，信息不會被政客和外國媒體過濾，并可以直接與受眾對話。我希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說服一些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把我在中國采集到的真實故事拍成電影。(完)

　　受訪者簡介：

　　大衛·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英國籍翻譯家、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榮譽英文主編、國際傳播專家。十多年來，弗格森參與大量國家領導人著作、政府白皮書和中國主題圖書的譯文改稿工作，由他擔任主要改稿人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至四卷英文版被譽為“信達雅”的最新典范。弗格森積極向國際社會講述中國故事，向世界描繪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他撰寫的《從“廣東制造”到“廣東創造”》《水韻江蘇》《生態北京：綠韻新城》等多部作品廣受國際讀者喜愛。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