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1日電 題：母親一個有遠見的決定使我與中國結緣

　　——專訪澳大利亞漢學家馬克林

　　中新社記者 韓暢

　　“你們好！”，北京外國語大學旁的酒店大廳內，84歲高齡的澳大利亞漢學家馬克林用流利中文向我們打招呼。他一頭銀白色卷發、身穿襯衫長褲，腳踩涼鞋，精神矍鑠。近日，半個多世紀以來80多次到訪中國的馬克林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分享他與中國的不解情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在2014年獲得的中國政府“友誼獎”，是針對在華外國專家的最高獎項，作為一名獲此殊榮的漢學家，與中國、與漢學的情緣，始于哪里？

　　馬克林：我生于1939年，在悉尼出生長大。母親的一個決定，使我的人生出現了轉折。

　　在我中學畢業后，我母親得知在首都堪培拉(墨爾本大學課程)有學習亞洲文化的機會，便鼓勵我去申請該課程的獎學金。她認為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未來非常重要，這非常有遠見。之后，我便從堪培拉開始接觸中國文化。當時，我的教授是一名瑞典人，其研究方向是中國漢朝歷史，同時他也非常熱衷于中國宋代的山水畫。受他影響，我也開始了解并喜歡上中國古代的藝術及文化。

　　結束堪培拉的課程后，我又前往英國劍橋大學繼續學業。當時，劍橋大學一位教授撰寫了關于中國唐朝歷史的著作，談到了“安史之亂”。其中，回鶻(回紇)人幫助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的課題深深吸引了我，我以此為題完成了相關論文。這段研究還促使我出版了《新唐書》《舊唐書》的英文譯本。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相關的課題產生了濃厚興趣，便開始深入研究。

　　中新社記者：你在什么契機之下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對中國的印象如何？

　　馬克林：我第一次來中國，始于一次特殊的機會。1963年，我從劍橋大學畢業，一位朋友要到中國教英文，我向他詢問是否可以向中國駐英國使領館推薦我。機緣巧合之下，我接到了赴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書的邀請。

　　那時，對澳大利亞人來說，中國像是另一個“星球”。當時，我剛結婚，妻子還懷有身孕。

　　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斯蒂芬(Stephen)出生于1965年，是在新中國出生的第一位澳大利亞公民。當時我們請了一位中國阿姨來照顧兒子，我們叫她王阿姨、王同志，她為人十分親和。

　　到北外執教后，我每月能領460元人民幣的工資。其間，交到了不少中國朋友，包括北外的胡文仲教授和今年初去世的陳琳教授。20世紀60年代，我和夫人第一次爬長城，就是陳琳教授帶著一起。我教的中國學生非常用功，非常愛國、充滿能量，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國的經歷以及遇到的人，讓我感受到了這里的熱情與友好，喜歡上這里和這里的人。

　　中新社記者：當時在中國的生活是什么樣的？能具體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馬克林：在北京生活期間，我鐘情于北京悠久的歷史文化，尤其喜歡逛胡同。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二人也是我在北京的好友。戴乃迭來自英國，與我夫人的關系十分密切。他們夫婦二人就住在胡同里，由于經常拜訪，我對那里的印象很深刻，更是愛上了騎自行車走街串巷。

　　我還培養了另一個興趣愛好，成為一名京劇“票友”。這或是因為家庭的緣故，我的哥哥查爾斯(Charles Mackerras)是著名指揮家，受他影響，我從小愛好音樂，尤其是西方歌劇。我在接觸中國文化后，開始欣賞中國戲曲這一不同的戲劇形式。20世紀60年代，我常到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買經典的戲曲唱片，包括梅蘭芳和譚鑫培的唱片，還到北京人民劇場看過梅蘭芳的徒弟杜近芳現場的《白蛇傳》，她也是我最欣賞的京劇演員之一。通過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戲曲，我后來創作了《中國戲劇簡史》《中國現代戲劇：從1840年到今天》等。

　　我1966年回到澳大利亞，從1973年起，幾乎每年都要回中國看看，除了教書和學術研究，也會參加一些會議或是看望朋友、旅游。值得一提的是，美食也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我尤其喜歡山西和廣東風味的菜肴。回想起來，當年我經常光顧北京前門附近的晉陽飯莊。

　　50多年來，我大概往來中國80多次。而這次是疫情后第一次回到中國，我看到了更多的能量與活力。在新聞里我看到了神舟十六號發射升空，以及中國2030年前載人登月的計劃。這次來訪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國當代的科技水平已取得了顯著成就，這是20世紀60年代無法比擬的。

　　中新社記者：你從事漢學研究的領域主要包括中國歷史、少數民族和戲曲，能否分享一下接觸的第一本關于漢學的書籍，是什么開啟了你的漢學啟蒙之路？

　　馬克林：我接觸的第一本漢學著作，應該是英國學者、漢學家費子智(C. P. Fitzgerald，1902—1992)撰寫的《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國文化簡史》)。通過這本英文的中國簡史，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費子智就像是我的人生導師。他畢生從事中國歷史、文化和外交關系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于中國居住和工作期間，曾到中國各地考察。費子智不僅對中國了解很深，且對中國文化還抱著同情及敬重心理。新中國成立后，他成為最先主張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學者之一。這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中國少數民族領域的研究源自劍橋大學的經歷。在開始研究唐朝歷史文化后，我了解到摩尼教由回鶻人傳入中國。回鶻是當時中國的少數民族部落，由回紇改名而來。從這些歷史可以看出中國各宗教信仰文化多元并存，中華文明具有包容性。這些內容使我對中國的少數民族產生了興趣。

　　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的云貴川、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地區，了解當地的文化與發展，看到了和西方媒體描繪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也寫了許多關于中國少數民族的書籍，包括《少數民族與全球化》《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自1912年以來的身份和整體》。

　　在中國，統一的語言文字是中文，而少數民族同時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化)，比如藏語、維吾爾語、彝語等。有些西方人現在說，中華民族的概念開始變得更強大，少數民族認知已經消失了。這不是我看到的，我認為它們是共存的。中國在擁有強烈的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同時，也照顧到了少數民族的發展。

　　作為一名有西方視角的學者，我認為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十分具有借鑒意義。一個民族團結的國家一定有關于少數族裔或民族的明確的方針政策或指南。這是我認為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啟示。

　　中新社記者：作為長期潛心于中國研究的漢學家，最近這幾年有什么新的收獲與想法？

　　馬克林：漢學英文“Sinology”中的前綴“Sino”代表中國，漢學不僅是研究漢族，也涉及中國少數民族。狹義而言，“Sinology”強調研究中國的過去，包括中國的古典文學、繪畫，或其他古代歷史文化。但廣義上講，當我們要研究漢學，了解中國，不僅要研究古代中國，也要研究現代中國。

　　現在在西方，特別是澳大利亞，有很多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但不懂中文。我認為研究中國或是漢學應該學習中文。只有致力于研究中文的資料，從事漢學研究時，我們才能全面了解、認識中國，從而理解古代、現代，乃至未來的中國。這是我最新的一些感悟。(完)

　　受訪者簡介：

　　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澳大利亞著名漢學家，格里菲斯大學榮譽教授，聯邦人文科學院院士。2014年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中國少數民族、中國戲曲、中國歷史、中澳關系以及中國的西方形象等。代表作包括《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西方的中國形象》《中國現代戲劇：從1840年到今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