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9日電 題：“一帶一路”倡議如何填補全球治理空白？

　　——專訪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特聘教授黃仁偉

　　作者 韓禹 文龍杰 王宗漢 陳靜

　　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宣布中國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其中“完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中方將同共建‘一帶一路’各國加強能源、稅收、金融、綠色發展、減災、反腐敗、智庫、媒體、文化等領域的多邊合作平臺建設”等內容，聚焦多邊合作與全球治理。

　　百年變局下，“一帶一路”倡議如何貢獻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填補全球治理體系的空白？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特聘教授黃仁偉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10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取得顯著成效，開辟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空間，搭建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新平臺，提升了有關國家的發展能力和民生福祉。為什么說，“一帶一路”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拓展了新實踐？

　　黃仁偉：自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時起，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已近5個世紀。而最近幾十年，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世界發生重要變化，非西方力量快速增長。在世界格局、特別是經濟格局中，西方國家占比已少于50%，但世界的“規則”并不會因此而自行改變。“全球南方”國家要改變目前不合理的規則，卻被污蔑為“破壞規則”，因為這觸碰到了西方的既得利益，挑戰了霸權。

　　“一帶一路”倡議有三“聯通”——“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世界市場有很多地方并不銜接，修路、修橋、修港口、修鐵路……“一帶一路”將這些節點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一一相連，從而帶動了共建國家經濟活動的增長。

　　中國一直主張“發展第一”，而非“規則”第一。非西方國家要獲得西方援助，首先要接受西方規則；中國給予國際援助沒有這個前提，即使制度不同，中國也愿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同發展。所以中國提倡的以發展為前提的秩序，和西方以規則為前提的秩序，有本質不同。

　　“一帶一路”倡議建立在發展理念上。從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發展到生態環境保護，通過“硬聯通”“軟聯通”最終達到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與人民的“心聯通”。隨著發展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也增添了很多內容，從平面向立體發展，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機遇，從而有可能達到工業化甚至后工業化階段。近三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快于世界總體的平均速度，一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減貧速度也比非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要快。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用發展合作的方式探索新道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遍及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到建立在發展理念之上的國際秩序當中，世界和平事業將會有長遠的進步。

　　中新社記者：“一帶一路”是互利互惠之路，共建主體共享機遇、共謀發展，中國沒有以自己的規則強加于人，或替代“國際規則”。您對此如何認識？

　　黃仁偉：中國遵守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通行規則，除非涉及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且當通行規則中存在不合理部分，中國通過磋商談判解決，而非全盤推翻；在沒談成之前，仍然沿用舊規則。所以，中國并非用“自己的規則”進行“替代”，而是通過磋商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達成共識、完善規則。

　　“一帶一路”倡議的規則是“三合一”：一是歷史形成的現存國際規則，二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以及加入WTO與世界市場接軌后行之有效的規則，三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自身的多方面規則。

　　以雅萬高鐵為例，其開通對當地發展意義重大。東盟國家共有6億多人口，印度尼西亞占將近一半，而爪哇島上人口約1.5億，占印尼人口的近五分之三。所以在爪哇島上修一段高鐵，對整個東盟有巨大影響，這為中國東盟合作打開了新窗口，是中國東盟合作的一個典范。

　　當地發展有了切實成果，其中經驗才能不斷總結和應用，被當地接受。而后大家約定俗成，自然而然就成了規則。中國沒有強迫當地人接受規則，而是讓當地人切實體會到，這樣的模式對發展是有利的。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一帶一路”倡議有著獨特優勢，這種優勢也是“三合一”。一是中國有建設基礎設施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二是中國有經濟實力；三是中國有可靠隊伍。基礎設施建設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人力資源密集型“三結合”的工作。西方現在也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但到現在沒有一套做成，就是因為不具備這樣“三合一”的優勢。

　　中新社記者：中國將如何完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對世界多邊主義有何意義？

　　黃仁偉：“一帶一路”建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共商”強調各有關行為體之間協商協調。“一帶一路”從開始就是跨國的，需要雙邊協商協調和多邊合作機制。所有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都出于自愿，不僅中國與東道國間充分協商，且相關國家間也要相互協調。

　　“共建”就是有關各方齊心協力。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絕不是被動接受“一帶一路”，它們先后提出過自己的基礎設施、產業、通道等規劃及為此構建的合作機制，如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共建的“歐亞經濟聯盟”、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這些規劃與共建“一帶一路”相向而行。

　　共建“一帶一路”是為了帶動全球投資和經濟復蘇，造福沿線國家和人民。這不是“獨奏”，而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唱”。

　　中新社記者：“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全球治理發揮了什么樣的積極作用？

　　黃仁偉：總的來說，目前的全球治理還是以西方為主，但在某個具體區域中，中國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逐漸形成了區域治理合作。

　　例如，在生態治理、氣候治理等方面，中國已提出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停止新建煤電項目，與區域國家通力協作，共同解決生態環境治理、氣候治理等問題。這就是將全球治理的內容放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來落實。

　　“一帶一路”倡議支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例如，在跨境電商領域，中國正為全世界提供最發達的跨境電商貿易平臺，海外電商通過線上平臺與中國電商完成交易，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的鐵路、公路等多種交通基礎設施將中國制造的商品運往海外倉，再從海外倉發到客戶手中，這就是一種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連接起來的新型開放。得益于這種開放，“一帶一路”倡議保持著生機與活力。

　　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不是口號，只有中國愿意做、也正在做，且時間越長效果越明顯。中國在探索一條新的全球化道路，這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條道路，是中國在世界舞臺彰顯更大作用必須要完成的答卷。(完)

　　受訪者簡介：

　　黃仁偉，現任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特聘教授；上海市美國學會名譽會長。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世界中國學論壇秘書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兼任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南京大學華智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著有《美國西部土地制度的演進》《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崛起的時間與空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