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1日電 題：如何讓世界愛上來自中國的“音樂之聲”？

　　——專訪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委員會主席、著名指揮家余隆

　　中新社記者 應妮

　　《紐約時報》首席樂評人哈羅爾德·C.勛伯格在《偉大的指揮家》一書中寫道，“他有多重身份：音樂家，管理者，執行官，使節，心理學家，技師，哲學家，以及可以隨時發怒的人……如果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沒有絕對的信任，他就什么也不是。”文中的“他”，并不實指哪位指揮家，而是對這一群體的概括。

　　如果不是憑借對自己的絕對信任，25年前，指揮家余隆或許很難創辦起北京國際音樂節并一路走到今天——這段歷程被形容為“在沙漠里蓋房子”。而今，這座房子不僅打下了牢固基礎，還成為一座高樓。每年金秋，海內外頂尖音樂家和樂團出入于此，優秀的作品、新銳的舞臺形式在這里上演，北京國際音樂節成為古都北京的一張金色名片。

　　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打造“中國概念”的交響樂？如何用高標準打造一個國際音樂節？如何用交響樂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愛上來自中國的“音樂之聲”？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委員會主席、著名指揮家余隆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一一作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5年前籌辦北京國際音樂節，你的初心是什么？

　　余隆：1997年我33歲，結束在德國的留學回到北京，年輕氣盛意氣風發，也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無知無畏”，想在音樂領域嘗試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東西。

　　我和幾位朋友盡情暢想對未來的憧憬，當時的念頭是：有沒有可能在北京這個全國文化中心，辦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職業音樂節？1998年3月，一份僅有3頁的關于創辦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意報告，得到了當時文化部和北京市主管部門的批復。1998年10月，第一屆北京國際音樂節舉辦。

　　籌備第一屆音樂節的很多細節，包括策劃項目、邀約藝術家、簽訂合同、敲定場地等，在我腦海里仍清晰得像在昨天。一轉眼，竟然已是將近25年前的事情了。我從一個30歲出頭的青年指揮，變成即將步入花甲之年的指揮家和藝術管理者。我把人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25年獻給了北京國際音樂節，有音樂節陪伴的25年是非常幸福的。

　　我的理想始終如一。首先北京是國家的首都、政治中心，全球都透過這里觀察這個如火如荼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大國；其次作為文化中心，這座城市有很多熱衷藝術的人。我希望給世界提供一個用文化視角關注中國的窗口，同時通過職業化的運作和專業化的視角，讓北京國際音樂節成為在世界范圍內音樂藝術傳播的典范之一。

　　中新社記者：如果簡單概括北京國際音樂節25年來的歷程，你會怎么總結？

　　余隆：這25年，北京國際音樂節堅持用最高的藝術標準、最職業化的運營機制、最前瞻性的藝術理念，搭建東西方音樂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廣闊平臺。我們邀請阿格里奇、斯特恩、巴倫博伊姆等藝術大師和柏林愛樂樂團、紐約愛樂樂團、巴黎管弦樂團等頂尖藝術團體造訪北京，實現了無數樂迷可近距離感受以往只能在唱片中聽到的藝術家舞臺風采的機會。

　　2001年，北京國際音樂節首次開啟“委約模式”，至今已有超過20部委約作品在音樂節上演。音樂節委約作曲家周龍創作的歌劇《白蛇傳》更獲得普利策音樂獎，創造了華人音樂家的歷史。

　　2002年，音樂節首度提出“中國概念”，通過音樂讓世界聆聽和了解中國。我們為黃自、丁善德、譚盾、葉小鋼、郭文景等杰出的中國作曲家舉辦音樂專場，對民樂、戲曲、少數民族音樂等中國音樂形式，進行了富有創造力的展現和推廣。

　　2005年，我們實現了瓦格納的鴻篇巨作《尼伯龍根的指環》在中國的歷史性首演，還上演了瓦格納、理查·施特勞斯、貝爾格、肖斯塔科維奇的多部歌劇杰作，填補了中國歌劇舞臺的空白。

　　一直以來，我個人和音樂節都在堅持傳遞一個理念，“音樂節，不是單純的匯演，不是簡單地把許多臺演出集中在一個時間段里”，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理念和明確的主題。基于此，才有了2011年演出音樂家馬勒的全集，以及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仍隆重紀念貝多芬的一系列策劃，更產生了2016年以來在北京三里屯進行的以“新銳單元”板塊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舞臺創新與探索。

　　只有不斷嘗試、勇于創新，拒絕自我重復，堅持藝術標準，才能保證音樂節持續的生命力。我們也一直在努力拉近古典音樂與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距離，從演出場地到表現形式，力求貼近現代都市生活。

　　中新社記者：有觀點認為交響樂對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你如何看待？

　　余隆：我認為這是悖論。對交響樂團來說，它不能分為中國或外國的，只有專業和業余的差別。

　　今天已經是全球化時代，很多東西不能單純區分這是西方或東方的，它們都是人類文化的結晶、人類共同的財富，音樂就是一種很有說服力的世界性語言。

　　用音樂與世界對話，首先是建立標準。當藝術的標準與世界標準匹配，信任很快能建立起來。音樂家之間的口碑很重要，建立一個口碑可能得花10年，但毀掉口碑可能就需要一次。其次是職業操守。職業操守就像這個行業的試金石，可以把它想象成武俠小說里高手過招的場景，一個眼神、一次搭手就足以了解對方的實力。

　　作為一個用“交響樂”與世界對話的藝術工作者，我要做的是利用手中的指揮棒傳遞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熱愛。海為何能納百川？因為它足夠低調、包容。中國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以博大與包容為基石的天然向心力。

　　中新社記者：面對不同文化，如何用“交響樂”講好中國故事？

　　余隆：如何讓一個故事被另一個國家、另一種語言的人聽懂并感動，需要換位思考。所講的故事必須要達到一定藝術高度，才能讓聽眾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陳其鋼的作品，通過不同的演奏形式、樂器來表現中國文化，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美的傳遞是相通的，交響樂和歌劇是傳播中國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中國要有世界文化的聲音，在國際上也要有中國文化的聲音。中國的藝術機構對中國作曲家、中國音樂、中國文化的推廣責無旁貸，但真正能走出去的作品要能體現中國文化的身份認同、基因認同，越提煉中國文化，越能走向世界，而不是模仿和照抄西方。簡單的復制沒有任何意義。

　　我們承擔一項很大的社會責任，要向西方主流社會傳遞中國文化。具體到古典音樂這個領域，絕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應該是一個薪火相傳的過程。現在，中國已有像杜韻、周天這樣年輕優秀的作曲家進入國際視野并成就非凡，我期待未來更多年輕一代作曲家能帶著作品、代表中國走出去。

　　“中國概念”的推出，不僅僅是推出幾個作曲家和演奏家，而是向世界展現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展現當今中國的風貌，這才是北京國際音樂節“中國概念”的目標——讓世界愛上來自中國的聲音。(完)

　　受訪者簡介：

　　余隆，生于上海音樂世家，畢業于柏林高等藝術大學。現任中國愛樂樂團藝術總監、上海交響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客座指揮、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交響樂團聯盟主席、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余隆創辦了北京國際音樂節并任藝術委員會主席至今。

　　 余隆曾獲評“年度中國文化人物”，獲頒“中華藝文獎”、中央音樂學院榮譽院士證書、“法國榮譽軍團勛章”、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全球公民獎”、耶魯大學音樂學院“桑福德獎章”、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稱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十字勛章”、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博士學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