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月6日電 題：為何在人生“至難”，蘇軾卻能“圖其至遠”？

　　——專訪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僅26歲的蘇軾在《思治論》中提出疑問。蘇軾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給出答案：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他寫下“天下第三行書”與千古雄文《赤壁》二賦；晚年被貶惠州、儋州，依舊樂觀曠達，留下華章無數。

　　在人生低谷，蘇軾如何從“至難”轉向“至遠”？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用什么樣的精神面對“至難”？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蘇軾為什么在《思治論》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

　　曾明：蘇軾一生，元豐二年(1079年)遭遇“烏臺詩案”之前為前期，元豐四年(1081年)“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之后為后期，中間兩年可謂大徹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風”，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論》為蘇軾26歲時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風”之時。當時蘇軾出任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已兩年，他洞察民間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對當時朝政“三患”，即“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之弊，提出了要“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兵旅”。

　　在《思治論》中，蘇軾還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一問。可見，“至難”和“至遠”，在蘇軾心中是辨證認識的。即世間萬事萬物，都可以由難轉易，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幼樹會成林，溪流終入海。他堅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達到目標。

　　中新社記者：蘇軾提出的哪些主張，對今日中國式現代化仍有參考之處？

　　曾明：《思治論》全文雖只有2000余字，卻清晰表明了蘇軾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執政重民生，以人民為本；安定靠制度，講規則規矩；太平須“活法”，應改革創新。

　　此外，《思治論》還提出“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其意為在目的明晰、規劃周詳的情況下，政策就應得到堅定不移的執行，只有這樣，事業才能獲得成功。

　　蘇軾一生據“活”而變，從中看到了人世間的善。他明白“功業見于變”，認為“執一而不知變，鮮不厭者”，做到了“一”與“多”，“恒”與“變”的統一。蘇軾主張漸變，而不是“突變”。蘇軾“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的“通變”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鑒。

　　在文化方面，蘇軾因“活”而新，從中發現了萬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這在諸多詩文中有言。《書吳道子畫后》論作畫，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評草書》講書法，說“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蘇軾通過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文為賦、以賦為文、以詩為文等做法，使新體更加成熟，舊體別開生面。比如《雪堂記》等均綴以騷體，《觀妙堂記》等以對話行文，呈現賦體文的特點，前、后《赤壁賦》等，打破成法以賦為論；《莊子祠堂記》等借“記”作“論”，使文章獲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斷創新，蘇軾對“活法”的創造實踐，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而言，依然具有啟示。我們要創作出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文藝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國式現代化中“豐富人民精神世界”，讓世界親近中華文化，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華民族。

　　中新社記者：蘇軾有哪些華章，成于“犯其至難”？為什么艱難困頓之時，反而成就他藝術的輝煌？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用什么樣的精神面對“至難”？

　　曾明：蘇軾不僅將“活法”貫通于詩文詞賦、琴棋書畫，甚至待人接客之中，還實踐在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遙之中。自然中的“煙雨”，生活中的“煙雨”，仕途中的“煙雨”，在蘇軾看來，都是由“至難”向“至遠”轉換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東去”，還是“明月幾時有”，愜意歡喜、磨難坎坷，蘇軾始終保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他在“至難”中依然能夠保持從容灑脫、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過六旬的蘇軾被貶蠻荒之地儋州，他不絕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遠，享受絕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蘇軾屢遭打擊，滄桑羈旅，卻仍有“人生如夢”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達，有“竹杖芒鞋輕勝馬”的遐想。蘇軾創造了一個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豐富性和發展的可能性，展現了最為健全、圓融，可信、可愛、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幾乎承載了中華民族對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許。

　　從“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到“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再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同樣反映出，事不避難是中華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碼。

　　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經歷了太多風雨坎坷。面對任何“至難”，我們始終迎難而上，這與中華民族昂揚的精神境界、寬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關。事不避難難變易，胸無“至遠”易變難。新年新氣象，中華民族人人都心懷“至遠”的目標，就沒有克服不了的“至難”。(完)

　　受訪者簡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華多民族文化凝聚與全球傳播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學第九任校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古代文學、文論，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詩學‘活法’說考索”等4項，出版專著6部；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70余篇，其中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摘編、轉摘、全文轉載。先后獲省部級一等獎6項、二等獎5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