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1日電 題：梁曉聲：視文學為動態河流，更在乎影響世道人心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

　　梁曉聲也許要徹底放下手中的筆了。“客觀上來說，我幾乎是不可能再寫出那么厚的一本書了，我已經73歲了，寫作對我來說確實很累。還有一點就是，再寫下去沒有特別的意義。我們之所以繼續寫作，是因為覺得還有一點憾事。”梁曉聲說，“(《父父子子》)這本書交稿之后，我就覺得憾事越來越少，沒有自己認為不寫就睡不著覺的那種感覺了。以后確實可能就不寫了。”

　　從1982年在《北方文學》發表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算起，梁曉聲已經寫了整整四十年。2022年初，根據他的長篇作品《人世間》改編的同名劇集播出，創下近8年來CCTV-1黃金檔電視劇的收視新高，總觀眾規模3.71億人。在同年頒發的金鷹獎和華鼎獎上，該劇包攬了諸多獎項，成為最大贏家。迪士尼還買下了其海外發行權，是近年來國產劇集少有的破圈之作。年中，話劇版《人世間》也在北京首演，并于其后半年全國巡演了50余場。

　　這一年，梁曉聲還出版了兩部新的長篇，一部是39萬字的《中文桃李》，一部是45萬字的《父父子子》。算上兩年前的《我和我的命》，三年時間里他為中國當代文學又作出了百萬字的貢獻。這些文字全部是用鉛筆在稿紙上一筆一劃手寫而成的，因為常年伏案導致的頸椎病和腰椎病，每次寫作他都要戴著頸托和護腰在一塊定制的寫字板上進行。

　　梁曉聲說，未來他會最低程度地參加活動，最低程度地拋頭露面，希望自己的名字越來越少地在網絡上出現，最后慢慢淡出公眾視野——“要進入一個更像是安度晚年的老人的狀態”。

　　一次又一次地叩問自己

　　本來，寫完《中文桃李》時，封筆的念頭就已經浮現在梁曉聲心頭了。“《父父子子》是完全突生出來的創作想法，本來是打算休息的。”

　　想法的突生源自故鄉哈爾濱寄來的一本書——七八百頁厚的編年志《哈爾濱市大事記》，隨意翻看的過程中，1936年前后關于哈爾濱各界抗日的內容一下子吸引住了梁曉聲。

　　“作為一個作家，我筆下沒有寫過民族的英雄人物們，哪怕是很短的文字，盡管我已經寫了兩千幾百萬字。”此前的寫作生涯中，梁曉聲一直以現實主義著稱，他的視角始終對準的都是生活在當下的底層人物和日常生活，那是他親身經歷過的時代起伏和親眼見證過的世間悲喜。遙遠的歷史或者非凡的傳奇非他所長，也不盡符合他的文學關懷與理想。但這一次，他無法抑制創作沖動，不是為了挑戰自我，而是基于感動，以及對于歷史的致敬和自身的反思。

　　“以往一談到中國歷史，更多的是苦難、悲情。但是我覺得不唯有苦難，不唯有悲情，還有那么多大義大勇的人物在歷史中出現過。”在梁曉聲看來，通常的歷史敘事是不夠全面的，忽略和丟失了珍貴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么當這類題材被開發到一定程度后，會陷入抗日神劇和大同小異的諜戰泥沼之中。他想借由自己的努力，嘗試做出改變。

　　創作的過程，不斷進行著調整。初稿完成后，梁曉聲又花了四個月時間從頭到尾進行了一遍刪改，將近1/4的內容被推翻重寫。最終，一個貫穿五十年、跨越四個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如波瀾壯闊的畫卷般展開，在抗戰、內戰、抗美援朝和開墾北大荒等背景之上奏出了一曲悲歡離合的命運之歌。故事發生的空間，除了仍舊是那片熟悉的東北大地，梁曉聲還第一次將筆墨擴展到海外，描繪了紐約唐人街的華僑世界。

　　梁曉聲說，寫作中自己一直試圖接近人物的人生，這既是他始終秉持的創作態度和理念，更是對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叩問”過程：“假如我生活在那樣的年代，會不會那樣去做？如果不抗爭也能生活下去，還要為了民族和國家出生入死嗎？我自己的回答差不多是我沒有這種能力。這需要犧牲精神，而我給自己的結論是幾乎不具備這種犧牲精神。”

　　因此，雖然耗費了極大心血，力求完滿，梁曉聲依然覺得自己交出的作品是留有遺憾的：“無論我的筆怎樣寫，其實都和現實中那些人物所付出的犧牲有很大差距。我們的筆力在表現他們的理想擔當的時候，其實是不夠的。”

　　文學不是替自己訴苦的

　　盡管《父父子子》是一次全新的嘗試，但不意味著它與梁曉聲一直以來的書寫岔路而行。從前，他筆下的角色雖然平凡甚至卑微，卻無一例外地擁有著純潔、善良、堅韌和正義的道德追求與精神力量。這也是他在文壇甫一登場，便彰顯出的風格獨特的文學氣質。

　　“文學不是把尋常生活中大家都經受的不中意的狀態，夸大描摹成苦難，那是對苦難兩個字的貶化。”梁曉聲說，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一樣經歷過貧窮與無助，但那不能構成他理解中的苦難。對比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人們，輕言苦難只是一種自我想象，更是一種愚昧。“文學不是替自己訴苦的，要訴苦也是替別人。”

　　回顧梁曉聲的寫作經歷可以清晰地發現，中間有過十年左右的時間，他很少出產小說，而是更多地投入雜文，讜言不公、直議現實，出版了諸如《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忐忑的中國人》等一系列作品。那些年，小說家梁曉聲仿佛暫時退場了，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形象變成了一個憤怒的知識分子。

　　說起那一階段的轉向，梁曉聲解釋稱：“當時是一個各種矛盾復雜交織的時期，你很難通過一篇小說表達出直接感受，而且謀劃一篇小說然后遞出去，最快也得四個月甚至半年之后才能發出來，已經時過境遷了。(所以)面對著那樣的社會現實，要快速、直接表達態度的想法很強烈，像魯迅先生那樣不斷寫雜文成為那一時期我的主要沖動。這種沖動壓過了寫小說的沖動。”

　　“作家不應該是當‘我’郁悶了才來寫《郁悶的中國人》，當‘我’覺得生活不安定了才寫《忐忑的中國人》。作家是你即使是貴族，也應該感受到別人的郁悶和忐忑。”言談至此，說話始終不疾不徐的梁曉聲，語氣鏗鏘而堅定：“一個作家，在這一點上不能超越自己的話，那也就是一個寫故事的人。”

　　向文學交出一份答卷

　　以雜文為抗爭的梁曉聲，效法的是魯迅。“魯迅一直到死的時候，他的眼里絲毫沒有看到中國的希望，他對于中國的前途的失望已經到了極點。我所經歷的和魯迅不同，我看到了變化，看到了還有繼續向好的后力。”見證著現實一點點的改變，梁曉聲的心情漸趨平靜。于是，他決定回歸小說，他要向文學交出一份答卷。

　　2010年，梁曉聲開始醞釀一部名為《共樂區的兒女們》的長篇，三年之后，他正式動筆寫下了開頭。故事開始于1972年，結束于2016年，與梁曉聲的人生完全重合，在人物的經歷和情感中，也有著他和親人們真實的影子。

　　三易其稿，近萬頁稿紙，五年時間里梁曉聲完成了三卷本共115萬字。這是他所有創作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寫得最辛苦的一次。他的指甲寫到扭曲，后來呈半脫落狀態，腦袋上“鬼剃頭”一般地掉發，到最后連手也不聽使喚了。責編在手稿中發現，第一卷的字認認真真一絲不茍，第二卷時開始慢慢脹開，到第三卷字里行間已經“拳打腳踢”了。

　　用力如此，梁曉聲依然無意于講述一個取悅的討好的故事，他更在乎的是“影響世道人心”，他想告訴如今的年輕人，他們的父輩是怎樣一路走來的。

　　2017年12月，小說付梓，在責編的建議下，改名為《人世間》，取自未收入出版的梁曉聲所寫的一篇創作題記。2019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在234部參評作品中，將最高票數投給了這部嘔心瀝血之作。

　　“生命是短暫的，它原本缺少意義，我們自己賦予了它一些意義。”梁曉聲說，“到最后，你不過就是一個過客，如此而已，僅此而已。不要想象自己是一個人物，不要想象自己的那些作品有多么的了不得，我們可以把文學看成一個動態的河流，你就是在一個時期內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完)

　　受訪者簡介：

　　梁曉聲，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曾創作出版過大量有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為中國現當代以知青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現居北京。2019年7月，獲第二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8月16日，憑借作品《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2年電視劇《人世間》播出備受好評，引發全民閱讀小說《人世間》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