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呼和浩特2月6日電 題：為何說西遼河文明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中的璀璨“一斗”？

　　——專訪內蒙古民族大學博物館特聘教授張鐵男

　　中新社記者 劉文華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表明，中華文明的起源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言，是“滿天星斗”。位于中國北方的西遼河文明，以其獨特的祭祀體系、精美的玉器文化和發達的聚落形態，成為這璀璨星空中不可忽視的“一斗”。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西遼河文明展現了怎樣的社會圖景？它如何以“十字路口”的姿態連接東西，與中原及周邊文明交融互動？近日，內蒙古民族大學博物館特聘教授、西遼河研究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張鐵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蘇秉琦先生曾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近年來，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西遼河文明在這一宏大體系中被確立了怎樣的時空坐標與歷史位置？

　　張鐵男：西遼河文明概念的明確與文化定位，確實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核心成果之一。

　　從時間維度看，這一文明的脈絡清晰而深遠。2023年，國家文物局發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明確了距今約5800年前后，西遼河地區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初始文明，已進入了“古國”時代。這一時間節點，與黃河、長江中下游區域文明起源進程演化的節點和時間大體同步。這意味著，西遼河文明是與黃河文明、長江文明處于同一層級的中華文化符號，是中華文明不僅不可或缺，更是最早升起的文明曙光之一。

　　從空間與文化序列來看，西遼河文明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單元。這一區域涵蓋了蘇秉琦先生所言的“北方文化區”、張忠培先生提出的“遼西古文化區”以及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燕遼文化區”。這里的考古學材料構建了萬年不斷的文化根脈：從距今約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起步，歷經興隆洼、富河、趙寶溝、紅山、小河沿，直至距今約4000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這一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實證了西遼河地區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的歷史地位。

　　中新社記者：不僅是時間上的早熟，西遼河文明在形態上似乎也呈現出獨特的復合特征。這種特質是否與其特殊的地理區位有關？它如何塑造了該區域早期文明“開放”與“包容”的底色？

　　張鐵男：地理位置往往決定了一個文明的初始基因。西遼河文明的獨特性，正源于它處于多個地理與文化板塊的“交匯點”。

　　從自然地理看，它位于蒙古高原、東北平原和華北平原三大板塊的結合部，是天然的交通樞紐。從人文地理看，這里更是中原農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東北漁獵文化三大文化板塊的碰撞前沿。

　　這種特殊的“十字路口”區位，使得多種文化元素在此薈萃，不同民族成分在此雜居，多種生業形態在此并存。因此，“融合”成了西遼河文明貫穿始終的靈魂。它不是單一、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兼收并蓄的開放系統。這種先天具備的“融合文化”特質，使其能夠不斷吸收周邊養分，不僅推動了自身的發展，也為后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早期的范例。

　　中新社記者：如果說牛河梁遺址展示了紅山先民精神世界的豐富，那么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聚落的代表，哈民遺址揭示了當時怎樣的社會組織形態與世俗生活圖景？

　　張鐵男：哈民遺址的發現，為我們補全了西遼河文明從“神權”到“世俗”社會的重要拼圖。作為距今約5500年至5000年的聚落遺址，哈民遺址是西遼河地區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聚落。

　　與牛河梁遺址“唯玉為葬”的特殊功能不同，哈民遺址展現了一個高度組織化、規劃嚴整的現實社會。在環壕圍繞的17萬平方米范圍內，房屋排列成排成組，布局有序，均為半地穴式，且可見由“豪宅”組成的高檔街區，與小面積陋室居民區的區別。更獨特的是，這里打破了紅山文化通常只在墓葬用玉的慣例，在房址內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提示了玉器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已出現泛化與轉變。

　　同時，哈民遺址也充滿了未解之謎。我們在一個約18平方米的房址內發現了近百具人骨，結合火燒痕跡，推測可能與戰爭、瘟疫或某種特殊的祭祀活動有關，這為研究當時的社會動蕩或突發事件提供了罕見樣本。

　　此外，哈民遺址出土的陶器、玉器既有紅山文化的影子，又具有獨特個性，這種學術界關于其歸屬的爭議本身，恰恰證明了它是多種文化激烈碰撞、交融的產物。

　　中新社記者：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南寶力皋吐遺址出土的豐富文物中，包含了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這是否進一步佐證了西遼河地區在史前時期就是東北亞文化交流的樞紐？

　　張鐵男：南寶力皋吐遺址是這一論斷的有力實證。作為西遼河地區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墓葬遺址，距今約4500年，它所處的時代正是“古國”階段的重要時期。

　　嚴文明、張忠培等著名考古學家曾指出，南寶力皋吐遺址包含六種以上的考古學文化元素。我們在發掘中看到了令人驚嘆的文化遠距離互動：這里不僅有山東半島龍山文化的影子，甚至出現了源于中亞粟特文化的因素。

　　出土的1000多件玉、骨、石、蚌器中，既有極具地域特色的人形孕婦陶壺、刺猬形陶罐，也有反映復雜工藝與外來影響的煤精雕五角星、玉璇璣和骨冠等。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子匯聚于此，說明早在數千年前，西遼河地區就已不是封閉的邊緣地帶，而是東北亞乃至更廣闊區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十字路口”與“大驛站”。這種開放包容的特質，正是西遼河文明能夠成為中華文明璀璨星斗中獨特“一斗”的根本原因。(完)

　　受訪者簡介：

　　張鐵男，內蒙古民族大學博物館特聘教授、西遼河文明研究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

　　深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十余載，長期致力于西遼河地區歷史文化的田野調查與研究，系統梳理區域文化演進路徑，構建了區域歷史基本框架。他主張在中華文明大背景下觀照、在“多元一體”結構中定位、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解讀西遼河文明的典型意義，并將“講好西遼河文明故事”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實踐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