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8日電 題：何為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作者 楊耕 北京師范大學原副校長、教授

　　隨著科學技術信息化、交往網絡化、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問題凸顯，歷史在越來越大程度上成為世界歷史，各個民族、國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各個民族、國家的命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相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不僅具有了必然性、必要性，而且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正是在深刻把握世界發展趨勢和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凝聚著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

　　現代文明是在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從發展類型看，現代化可分為內生型現代化與外發型現代化兩種類型。從起始上看，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外發型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并非由內部因素促成、內部創新引導的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是起于對西方資本主義“堅船利炮”挑戰的回應，而且伴隨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運動起步。中國的現代化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鴉片戰爭以來，邁向現代化，造就中華民族新的文明形態，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著幾代中國人的奮斗與思考、光榮與夢想。

　　外發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突出矛盾，就是如何把握本國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外來文明與本國文明這兩種異質文明的關系。中國的現代化一方面要把握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特殊規律；一方面要吸收、借鑒外來文明的合理因素，并把外部傳導性轉化為內部創新性，另一方面又要變革傳統文化，并憑借傳統文化內涵的精神動力推進現代化。然而，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文明的演變也并非僅僅取決于文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社會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之所以沒有實現現代化，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轉變為現代文明，并不是因為所謂的“中華文明的保守性、凝固性”，而是因為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畸形的社會制度沒有得到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制度前提，并使中國現代化由外發型轉變為內生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開辟了廣闊的社會空間。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所在

　　從社會形態上看，現代化經歷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兩種形態。從歷史上看，現代化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動的，現代化在歷史上與資本主義化、“西化”具有歷史重合性。因此，在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現代文明又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資本主義的特性交織在一起。可以說，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文明是資本主義文明。

　　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交織在一起。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并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文明建立在消除階級對抗、資本與勞動對抗的基礎上，同時，又吸收、借鑒資本主義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與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有機結合起來。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所在。

　　文明是文化的積累、結晶和積極成果，文化是文明的精神支撐。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應當也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很多方面與現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相對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屬于外來文化。可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屬于中國文化，造就的是新的文化生命體。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的關鍵，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關鍵。同時，也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所在。

　　從歷史上看，西方社會先是經歷了市場化，然后是工業化，即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則幾乎與市場化同步進行。市場經濟不僅是資源的現代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現代生存方式。市場經濟不僅是現代經濟運行機制，而且是同工業文明交織在一起的現代文明形態。

　　當代中國實踐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在向世界的開放中，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是面向世界、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新的實踐活動。“三重變革”“三位一體”，必將實現文明轉型，必將使具有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進而轉變為現代文明，必將構成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所在。(完)

　　作者簡介：

　　楊耕，1982年畢業于安徽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9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先后獲哲學學士、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部委員；中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哲學)組長；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先后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15部；先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等7項；先后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國家精品課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等國家級獎8項；先后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人物獎、韜奮出版獎、北京市優秀教師等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