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8月5日電 題：為何中國的現代化不會“沒有傳統”？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

　　中新社記者 曾平

　　年近九旬的金耀基教授堅信，中國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條，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并因而傾盡畢生心血研究此問題。近日，在位于香港新界火炭的家中，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的金耀基，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分享他眼中的中國現代化進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現代化有怎樣的歷史方向性？改革開放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有170多年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發起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中國的現代化。早期現代化的目標是救亡圖強，到“五四”時已經有新的想象，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文明。中國的現代化是有歷史方向性的，基本是從農業文明的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這么一路走來。政治層面，是從過去的帝國君主時代慢慢走向共和民主。最大的變化是在思想行為方面，體現在學校的教學中。清朝以前都讀四書五經，這是一種求善的學問，當然也是了不起的。而在“五四”前后，由北大象征性地開始變成了以理性為主的科學，包括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科學是求真的，現在任何一位真正的讀書人都會抱著求真的觀念去思考問題。

　　就中國內地而言，改革開放對現代化產生了極大作用，是“文革”之后的徹底反思。從歷史脈絡來看，改革開放讓中國真正走上了百余年來一直要走的求富、求強之路。我認為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新的運會，開啟了新的歷史轉向，之后就出現了不僅中國歷史，即便是人類歷史上也很少見的根本性變化。首先，這么巨大、這么大范圍的工業化，讓中國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當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時候，在世界范圍內還是比較落后的國家，而這歷史轉折非常成功，令中國在2012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不可思議的。工業化以外，這幾十年的根本變化還有教育制度、思想學術等，可以說是慢慢完成了由點到線、再由線到面這樣的全面發展過程。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教育制度的變化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根本變化？

　　金耀基：中國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背后具有很深的意義。這讓中國推動工業化在人才資源方面得到非常大的持續性保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教育制度變化巨大。在此之前，中國的大學幾乎處于停止運作狀態，后來恢復了高考。到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在全世界已經排名很高。支持思想行為的學術力量，是整個現代化根本的要素之一。我寫過兩本書談大學之理念，就是講大學是現代化的一個動力，也是構建中國現代文明基本的、知識的根源。

　　中新社記者：為何中國的現代化不會“沒有傳統”？

　　金耀基：“五四”的時候，有人說要“打倒孔家店”，但我覺得那時也沒有丟掉中國的傳統文化，主張新文學的胡適也有系統地整理國故。傳統是非常多元、非常復雜、非常深厚的東西。有的東西不合時宜、不合時代，當然就不會延續，可是很多傳統的東西是不受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逐步淘汰影響的。農業文明過去了，但是當中的某種文化、某種藝術表現，仍然超越不同文明階段而留存下來，變成整體文明的永恒之物。比如在農業社會中，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詩情畫意可言。但是王維、陶淵明的田園詩反映了當時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展現人類與自然界的交往與關系，這種精神已經成為永恒，直到今天我們還在追求那種形象和樂趣。

　　我非常看重傳統在現代化中的角色。我們任何一個人的舉止，看起來好像很現代，但傳統是不知不覺地沉淀其中。而中國人在文化方面的創造性，不可能沒有受到傳統的影響。比如趙無極的抽象畫，絕對受西方文化影響，但從他繪畫所透露的深層意識，就可知他的思想根源來自中國的老莊。現在的東西取代了以前的很正常，但并不是說被取代的東西就沒有比現在更好的，這是文化發展中的一個現象。比如有人就覺得明代家具的藝術價值非常高。整體而言，現代化是一個過程，有些傳統漸漸遠去，但有些東西卻超越時空，作為一種資源被永遠地留了下來。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文化的擴大？

　　金耀基：由20世紀初的清末開始，任何一位中國知識人、藝術家，必定面臨思維上的沖擊，即古與今、中與西。因為生活在當下，就能看到這些現象，當中有不少論戰。中國很多知識分子把西方進步的思想文化拿過來，但被人說是“完全西化”。我要強調的一點是，確實不能全盤照搬、完全西化，但向西方學習，把西方的一些東西拿來為我所用卻是必須的，拿來后在中國慢慢積淀，也就變成了中國的現代化。

　　這在人文藝術領域表現特別明顯。“五四”以來，中國的藝術世界出現變化，鋼琴、小提琴、電影都是外國來的，但都已經變成中國的。今天中國的小孩去學鋼琴，我們不會說是在學西方的鋼琴。并不是說有了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就沒有了，因為西方文化一進來，會促使人們思索與中國本身相近的事物，那么有的人就開始彈古琴。就算是從西方過來的面包，我們也會想起中國以前的饅頭也很好，會激發和挖掘人們對于中國傳統事物的知識增長和思考。所以我們今天的文化現象是一個大的文化發展和文化復興，這并非中國文化的退步，而是中國文化的擴大。

　　現在任何一行，中國都可以找出世界級的成功人物，科學家有楊振寧、電影人有李安等，諾爾貝文學獎我們也有人拿到了。回望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100年，有出現過這種文化表現以及審美文化的爆發式發展嗎？沒有。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中國文化的不斷擴大。

　　中新社記者：您在香港工作生活超過半世紀。對于這座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城市，有何切身觀察？

　　金耀基：我是上世紀70年代到香港，到今年已經54年，這是我一生中待的最長的地方。我最后應該是老于斯、死于斯，香港已變成我最后的家鄉。我認為香港是中國最具現代性的社會，非常自由且非常有秩序，也因此成為世上人們交往的最好平臺。這背后是因為香港是法治社會，在法律范圍內絕對自由，法律之外個人要負責。任何人在香港做生意都受到法律保障，這里因而能夠不斷吸引人才和大型企業進駐，最終成為東方之珠。而東方之珠的意思就是東西方結合的地方。

　　任何有創見的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都了解到，在香港做事都會借助中國傳統和西方的東西，這里同時擁抱中國和西方，并且具備國際性。

　　我記得2000年左右，我在維港見過一個大型標志，畫面是圣誕老人坐在一條龍上面，這是典型的結合東方與西方。作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必須要有東西方互鑒的觀念。古、今、中、西，這是我們生存的思維。(完)

　　受訪者簡介：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金耀基教授的中英文著作有《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中國文化與現代轉型》《大學之理念》等。散文集有《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人間有知音》等。書法集則有《金耀基八十書法集》等。

　　在公職服務上，他曾先后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系委員會主席、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央政策組顧問等職，現為臺灣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董事。金耀基于199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